小时候，山里山外只有一条石子公路和一辆摇摇欲坠的班车，交通不方便信息也闭塞，城里时髦的玩意，恐怕只有淘汰时才得以进入山里。家庭情况好一点的人家，有个电视机便是一大奢侈品。而彩色遥控电视还是很稀罕的事物，那时的电视通常是黑白的，需要人去扭动才能换频，屏幕永远夹杂着雪花，噪音和人声平分秋色，好像除了新闻和电视剧，就没有什么可以播放的了，一部电视剧上午播、下午播、晚上还播，但山里人从不抱怨，几辈人脸朝黄土，都没说看够了。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白天在田地里累死累活，晚上回来看看电视会觉得十分满足。所以，爸爸才愿意用200斤玉米粒去换回一台二手的黑白电视机。

有一年，南方的雨水特别多，整整两个月天天下雨，似乎要把所有天上所有的水全部倒出。我家那两间风雨飘摇的小屋，怎禁得起如此折磨！覆盖粮食的塑料布上积满了水珠，连床铺也是潮潮的，边边角角的地方甚至长出了绿霉。要是遇上晚上雨势加猛，便只有将家里大大小小的器皿拿出来，放置在各个漏雨的地方。整整一夜，屋外淅淅哗哗，屋里嘀嘀砰砰。

那一年秋天，爸妈决定无论如何要盖新房，而且还要是两层的。没有钱，就厚着脸皮挨家挨户去借，有的有心无力，有的怕你还不起，不愿多借，大家都不富裕，又能借多少了？没有地基石，爸爸就自己买土炸药找人炸自家地边上的石头，又去租了台碎石机，把石粉也搞定了；马路没有通道我家，许多建筑材料是父母一点一点用背篓背回来的；没有多的钱请小工，爸爸和妈妈就自己动手，帮砌墙的师傅递砖、和泥石。周围的乡亲，家里的活松一点时偶尔会过来帮衬一下，不图别的，就是局的这家人值得帮。半年之后，房子建起来了。没有钱去装修，外墙上糊了层水泥，内墙保持着红砖的本色，窗户暂且用肥料口袋裁剪来覆盖着，只有外屋有门，连油漆都没有刷。就是这样一座房子，还让我家欠了债。于是，爸妈决定到沿海打工，我跟着爷爷奶奶留在家中。

那是个有线电话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整整两年，我没有见着父母，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唯一的一次联系，是爸妈去的那年除夕，爸爸通过邮局给家里寄了200元钱，在“附加信息”栏上写了一句：我们在外边很好，不要挂念。爸妈是第三年元宵后回来的，据说那时返乡的车票便宜。爸妈回来了，我并没有生疏之感，可能是因为我不怪他们。正月二十七，是我十一岁的生日，我从来没有把生日当回事，对它也只是个数字概念。从小在山里长大，山的内敛深深的影响着一代代山里人。打我记事起，从来没有听见爸妈说过亲密的话语，甚至对我也没有说过什么，连“生日快乐”都没有听到过。那天早饭后，妈妈拉着我的手，说：

“走，我们上街去买套新衣服当给你过生日。”

一瞬间，我的眼热了，但我不能在妈妈面前流泪，我将手从妈妈手中抽回来，看着自己的脚，克制住几乎要哭的声音，说：

“我有衣服，姑姑拜年的时候，把表姐不穿的就衣服带了过来，阿婆说有的还很新。”

妈妈没有说话，虽然我低着头，但我知道妈妈的眼睛肯定湿润了。人们都说穷孩子懂事早，习惯了默默承担和体贴。

高中的时候，我离开家到了县城，我们家债已经还清，还有一点存款。学校的许多同学都用上了便宜的手机，那种除了打电话发消息外，基本上只有玩俄罗斯方块的手机，也不能放歌，就把内置来电铃声当做歌曲循环播放。爸妈准备给我买一个，但我以家里没有电话推掉了。同宿舍有室友和我妈妈是同一天生日，当我说出这个巧合时，室友说：

“我把电话借你，给你妈说声生日快乐吧！”

另一个室友也说：“是啊，打一个呗，你家没有电话但你们村总有嘛。”

一时间，我茫然不知所措，支吾着说些推脱的话，悄悄离开了宿舍。其实，我何尝不想，可是，我怕，我怕当我说出“生日快乐”时自己会流泪，妈妈恐怕也会流泪。当时，我就在想要是妈妈也有一部电话多好啊，直接发一条短信，她就会收到我的祝福，看不见彼此的尴尬，听不见啜泣的声音。

后来到了另一个省上了大学，离家更远了，我有了手机，爸妈也有了手机。可是，不用说各自的生日了，就连中秋端午的等节日，我们也不会说出“节日快乐”等话语，尽管我们会在那天通话。当群发短信的时候，我也会有意识地不去选择他们，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那样选择。在我的心中有了一个可耻的想法：等我有了自己的工资，在以后的每个节日我一定会给他们买点礼物或者直接给点现金。

未来的岁月，不管愿意与否，我不可能每个节日都在他们的身边，我只能要尽力不让亲情占线，至于那一番话，我实在是开不了口，我只能默默的祝福和付出，我也在自责，也会瞧不起自己。

可是，如果非要说，那

“其实，我想说抱歉，因为我的爱真的无法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