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推荐一本好书。他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

《史记》原名《太史公》到了三国时期，这本书才被明确称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东汉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魏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创作背景

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因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而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1]

等到汉武帝即位，汉朝兴起已有六十余年，海内安定，府库充实，然而四边未服，制度多缺。皇上刚刚兴办文武大业，欲求人才唯恐不够，用蒲轮车迎年老的枚乘，见到主父偃而叹息相见太晚。群士羡慕向往，异人奇才同时出现。卜式起于放牧，桑弘羊从商人中提拔，卫青自奴仆中奋起，金曰蝉出于降虏，这些都是古代建房子卖牛之类的人。汉朝所得的人才，在这个时候最盛，儒学文雅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忠厚有石建、石庆，质朴有汲黯、卜式，推举贤士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律条令有赵禹、张汤，文章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有东方朔、枚皋，应对皇上提问有严助、朱买臣，历数有唐都、洛下闳，协调音律有李延年，运筹财政有桑弘羊，奉命出使有张骞、苏武，领兵有卫青、霍去病，受遣诏保幼主有霍光、金曰殚，其余不可胜记。因此兴造功业，制度遣文，后世不及。[2]

司马迁的祖先是周朝时期掌管天官及史书的的官员，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奋，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于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受腐刑后需要在蚕室静养一百日。《盐铁论·周秦篇》：'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这情况大约就是指司马迁。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

中书令本由宦官充任，此职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章奏，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而且在传统的孝悌伦理观念中，还要辱及祖宗。《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语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①所以古人把髡刑剃发也视为耻辱之刑，更何况腐刑乃殄灭不育之刑，它比杀头更要折磨人的心灵。所以，司马迁视为奇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耻辱写到了极点。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唯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因此司马迁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密切关联，人处逆境才能有亲身体会。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于是一反常态，表现了对国事、世事的冷漠。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已五十三岁，任中书令已五年，他除了埋头撰述《史记》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司马迁的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心中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要给司马迁以鼓励，给他写了一封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积滞在心中的郁闷引发出来，爆发在回信《报任安书》中。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①《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诉，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千多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从内容看，这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以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又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己。司马迁矛盾的思想状态，正是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动写照。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①；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①；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赢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②，'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③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④。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⑤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⑥。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⑧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⑦。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①《孟子》卷七《离娄上》。

①《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②《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

③《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赞》。

④⑧《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赞》。

⑤《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⑥《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赞》。

⑦《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赞》。

而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①又说：'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那些一遇侮辱就轻身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前已述及，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要让它闪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所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司马迁引述的这些古人的事迹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例如韩非的《说难》、《孤愤》作于入秦之前，吕不韦的《吕览》写成在放逐之先，这都是《史记》在他们的本传中明白地作了记载的。司马迁感情激荡，波涛滚滚，一泻而下，笔随情至，些许矛盾，也就不去计较了。也可以说，这是故为破绽以抒愤，旨在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成为'一家之言'。

司马迁终于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司马迁的人格是崇高的，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这一认识不但激励了自己，而且也启迪着后人深思。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体大，指《史记》的五体结构和系统性；思精，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进步性。《史记》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囊括中外，贯通古今。它上起黄帝，下迄太初，汇总古今典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通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创新。

①《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赞》。

2版本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的称作“太史公书”，也有称作“太史公记”的。到了三国时期，这本书才被明确称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东汉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所完成的。全书共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正因为《史记》不以地理国家和统一纪年撰写，而是以各家之传记集合形势呈现，故《史记》中不以地理位置和时间发生顺序为线索，《史记》的重大发明是：同时记录了各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立场和看法，故《史记》各篇中对同一事件记录看法颇有矛盾之处，而这正是《史记》的特点。可谓“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

《史记》原名《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

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生平、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

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

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取自《谍记》、《五帝系谍》、《尚书》、《秦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史书)》、《国语》、《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与《资治通鉴》（司马光）并称“史学双璧”。

3传播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4体例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5辨析

有许多人以为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乃是班固的“发明”，此种说法大可存疑。

不错，班固及乃父班彪确实曾称司马迁之书为《史记》，但在班氏父子的辞典中，“史记”却是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名词而非专称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引几段《汉书》：

（1）《汉书·艺文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

（2）《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汉书》系班固的苦心经营之作，上引两段话中出现的“史记”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这说明，“史记”一名在班氏父子那里还是个通称。

汉代以后至唐朝初年，官方修撰的史书中并无“经籍志”一栏，所以，对司马迁的那部巨著称史记，也称太史公书，对别的史书也称史记（历史记录之意），比如敦煌写本《贞男》称：“颜叔子，鲁人也……周时人，出‘史记’”，这里面的“史记”指的是《后汉书》的一条注。初唐人释玄应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史记》云：‘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中的史记指的又是《汉书》。（详见《汉书·艺文志》）

把司马迁的作品正式定名为《史记》并赋予其官方权威色彩的是长孙无忌。

《隋书》乃系长孙无忌与魏征、于志宁、李淳风等人联合撰成的。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编者在文中将《史记》与《汉书》并列，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

史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应该多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