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农校
刘阳
我 1980年参加高考，同年9月被襄阳农校录取(华中农学院襄阳分院)，被编在农学十八班，班主任是郭锦程老师，班长是随县籍的同学梁天成，我担任学习委员。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来自襄阳地区各县，除保康县外，其他县都有，而以平原县居多，特别是随县、枣阳的同学占了多数。平原和山区的县情不一样，有些方面迥然不同。有一件事，我当时感到很诧异，就是在上农作课时，老师问起棉花的有关常识，有位山区来的同学不知道什么是棉花。我当时想，这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东西，你成人居然不知！后来才知道，山区有些地方从来不种植棉花，所以，他不知棉花为何物。襄阳地区各县差异之大，令我始料未及。这位山区来的同学，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优秀。
我们农学十八班和十九班都是“和尚”班，没有一个女生。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农业苦，工业难，搞个商业最舒坦”。可能女生怕从事农业太辛苦，没人想填报农校的志愿。 既然是“和尚”班，又处于青春激情期，对异性有特别的渴求。我们班有很多同学找各种机会与财校、卫校的女生接触，以获得心理慰藉，甚至为恋爱埋下伏笔。而财校、卫校的学生，大多是我们高中时的同学。
我记得有一件事，很有趣。我们班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教师，每到她上课时，全班同学都将目光聚焦到她身上，她似乎也感觉到这一点，讲课时羞得满脸通红，讲完课便匆匆离开，同学们都会议论一番，会心一笑。
1981年，同学们通过电视，看中国女排世界杯赛事，女排顽强拚搏的精神，提振国人信心。让我们记住了教练袁伟民和铁榔头郎平、队长孙晋芳等女排姑娘。这成为一个时代，也是我们终身的美好记忆。
我们在校期间，正值全国青年开展“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大讨论，引起同学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这是八十年代重大的历史事件。我记得自己也参加了讨论，写了一篇短文，被《湖北青年》杂志刊用，我未收到杂志社赠寄的样刊，是在学校图书室查到这期刊有我短文的杂志，也是我第一次写的东西变成铅字。
那时，我们正值美好青春的芳华，对新事物特别敏感。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台湾的抒情歌曲，悄然登上大陆。那种轻松欢快的旋律，在歌手的纵情演绎中，成了每个同学的迷恋对象。邓丽君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她演唱的《香港之夜》、《小城故事》等抒情歌曲被保守人士称为“靡靡之音”，却成为同学们的最爱。由于对此种歌曲的认识褒贬不一，校方实际上有所顾虑，并不支持学生的听这类歌曲。有的学生，悄悄借来收录机，在学校门卫处插上电源，一边欣赏邓丽君歌曲，一边扭动身体，引来不少人围观。
上二年级时，我由学习委员调整为班团支部书记，在学校团委任宣传部长，负责学校广播稿的组稿和出墙报。犹记得当年出墙报，我用毛笔写的隶书，用笔学王树人的抖笔之法，线条迟涩如锯齿，不够自然，比较稚嫩，但还是赢得不少同学好评。
老师们讲课各有特色，大都要求同学们好好学习书本知识，将来成为栋梁之才。有一位叫徐珍道的老师比较特别，讲课活，很生动。他强调走向社会后实践的重要性。他说，学习课本知识“60分万岁”，“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我咋做”，能过关毕业就行，关键在于走向社会后要适应社会，在实践中提高自己，成就功业。徐老师的话虽然有些偏激，但有一定道理。毕业后我很注重到基层、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形成理论成果，用研究成果指导实践，大受裨益。若干年后，徐老师担任了襄阳农校的校长。
有一次，上政治课，正讲唐朝的事，杜老师发现文廷全同学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叫醒他问道:“长安在哪里？”他迷迷糊糊地回答:“西安”，杜老师说:“还好你没长安！”全班哄堂大笑。
有位同学在上政治课时偷偷看《易经全解》，被杜老师发现，将这本《易经全解》书扔到了教室外面，并批评这位同说:“你要是这块料，就不会来上农校了！”毕业后，这位同学钻研易学，颇有成就，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他现居北京，此人就是赵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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