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离开我们已整整30年了。她是在84岁的那个秋天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些年来，常常想起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忍辱负重、饱经风霜的一生每每想起总是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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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外婆的穿着永远是一件淀蓝或灰色的斜襟布衫，头发住后梳成一个发髻，缠着小脚，颤微微地走着，唯一与从不同是嘴巴经常叼着一管烟筒吧嗒吧嗒吮吸着。记忆中，她就是这样一种老太婆的打扮，不过，穿着干净整洁，家中的灶面、桌面一尘不染。
我家与外婆家是邻村，离得很近，我妈“换豆腐哎——”的叫卖声在外婆家也能听见。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又穷，到外婆家蹭饭吃是很平常的事。有时放鹅到外婆村的地，我与弟弟轮换着到外婆家吃晚饭。那时，能吃上白米饭、配上菜干肉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有次到外婆村看完电影，我与哥哥就留宿在外婆家。记得那次上床的时候，外婆一次次拍打着我的裤管：“怎么会这么脏，好像在泥灰里滚过。”还有一次冬天拔猪草，刚好被路过的外婆看见我手背满是裂口。她甚是心疼，慌慌回家烧了热水，帮我洗净双手，擦上凡士林，那钻心的“焦侬痛”至今想起来还隐隐作痛。
外婆勤劳、善良，养猪、种菜、做豆腐、晒谷子都是好手。她虽缠足，但还是帮生产队养了一头牛，赚取公分。最艰难的时候甚至去割稻、耕田。每每有残疾人来讨饭，她也从不吝啬，家里吃什么，也不缺他们一份。没吃的，就给一把米。有一次亲眼看见外婆把饭连碗送给要饭的，因为他的那口碗实在太破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手艺人比较多，虽然家里并不宽敞，但对借宿者总是有求必应，她总是说：“我们亲戚也有这么多人在外地做手艺谋生，在外靠朋友，予人方便应该的。这也是给我修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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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极度物质贫乏的年代里，外婆给了我们许多的温暖和关怀，但外婆在我印象中是威严的，一张冷峻的脸，几乎没有看到过她的笑。我第一次对外婆的记忆大概是5岁，外婆家杀猪，妈妈带着我与弟弟到她家吃“猪三福”。烧饭时，因为最后我多添了一把柴草而把饭烧焦了。吃饭时，外婆就把焦黑的锅巴往我碗里装，当是对我的惩罚。
外婆有四个女儿，所以每到过年时，她家总是格外热闹，尤其是年初二，我众多的表兄弟、表姐妹们像约会过似的，而烧点心成了外婆最大的心事，常常是一个上午就要烧20多碗鸡蛋面条。有时，鸡蛋也调换不过来，不得不向邻居借。有一次就当着我们的面半嗔半怨：“都要今天来凑挤，分批过来不行啊？！”
上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名列前矛的，每个学期的成绩单除了政治外都是优秀。平时任我怎样好的表现，政治一栏写着的永远是“一般”。这样的成绩总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
好像在三年级时，我的一位高年级同学与我一起玩游戏发生了争吵，突然他指着我的鼻子：“你这个地主崽，还不老实点！”
“你凭什么？”我毫不相让。
“哼，你外婆家是地主，你妈是地主婆，你当然是地主崽啦。”他的声音非常响亮，整个教室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瞬间，我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不知所措，满脸羞愧，拼命忍住蓄满眼眶的泪水。后来，我慢慢地了解，我外婆家的成份为地主。我妈妈在生产队劳作之时，偶尔争吵也有人骂她“地主婆”甚至更难听的“地主老X”。这两句话，这是最直戳母亲心头的痛，每次吵架总是直矮三分，无力回骂。有一次我姐姐回来抱怨：“都是因为外婆是地主，害得我上不了高中。”说这句话时，妈妈正在做晚饭，她低着头，在昏黑的煤油灯下，小心地抽泣着：“不要怨外婆，要怨就怨爸妈没用。”事实上，在成份论的年代里，我舅舅、姨妈家众多的表兄弟、表姐妹相继失去了升学和当兵的机会，无力改变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那是一个多么不公平年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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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出生在永康芝英一个富户人家。外婆家的老房子也印证着我外公家当年应是殷实之家。青砖的二层瓦房在不大的村子里显得格外醒目，南大门是青石台阶，三间正房加二间厢房，天井的周边均是平整条石，窗户虽谈不上古色古香，倒也精雕细逐。还有走廊上左右两边的踏步楼梯，也是结结实实，成了我们小时候当滑滑梯玩耍的好场所。
1983年的那个秋季，对于我外婆及她的整个家属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戴了整整30年的地主帽子终于摘掉了。虽说这是终于迎来了拨云见日迟到的喜讯，但不堪回首的往事同样令外婆悲从心生。
听母亲讲，外公祖上算是耕读之家，外公在时以贩牛为生，外婆也甚是勤勉，做豆腐养猪娘，劳劳禄禄，积聚一些田产，育有四儿四女。这在解放初期当时的那个小山村算是大户人家了。一切命运的转折就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四清”政治运动开始的。也许正因为有些田产和房子，我的外公家戴上了“地主”的帽子，这帽子就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在了整个家庭和其他亲近的亲戚人身上。瞬间，我外公的整个家族就这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任凭揉躪、糟蹋。一次次的抄家将家中值钱的东西悉数拿走。据外婆讲，当初将白银放在墙洞内也未能幸免。因不满抄家人员到外公家搬谷，外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子拿起锄手把一个抄家人员打伤了。这还了得，在当时算是翻天的大事。因为这，外公与大舅子都判了重刑，外公在金华劳改农场改造，大舅子流放到青海。小时候，我没有外公和大舅子的概念，我的父母亲、外婆及其他所有的亲戚也从没提起过他们，一直把现在的二舅叫做大舅。外公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死在金华劳改农场的，至于死因，到现在也无法明了。但可以想像见，对于心性高傲的外公，在妻离子散又戴着沉重的枷锁境遇下，心情抑郁与身体的折磨，离开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或许是最好的解脱。我的三舅也许是想逃离这个让他背负着罪恶感的地主帽子，年岁不大时就去到舟山的一个偏远小山村招赘，但异乡并没有带给他些许的抚慰，苦难两字仍是他一生命运的写照。
这样的场景，外婆不止一次曾经对我衰叹过：“那时啊，真苦啊，捧着外公冰冷的骨灰，大儿子杏无音信，三儿子入赘他乡，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感。”为了屈死的外公，外婆走上了上访之路，迈着缠足的小脚，走了10来里路到了县城，不仅状告无门，还以“不思悔改”的罪名囚禁了3个多月。当她再次回到故里，看看家徒四壁，夫死子散，更有村中人的冷言讽语，让她万念俱灰，连死了的心都有。可看到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是强挣起身子去田间劳作。不仅如此，晚上有时还要挨村戴着高帽接受贫苦大众人民的批斗。多年以后，我的一位老同事告诉我：“当年你的外婆可有名啊，在台上批斗时，由于她的头低得不够，上台摁她时，居然仰起头发出了‘春风啊，春风，你白天经他拍肩头，夜啦躲他床横头’的咒语。”春风是我的外公，无处可泄的冤气只能求助于一位已逝的老人，可见那时的外婆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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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那个秋季，分田到户后的农村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惊喜地告诉我：“分别了30年的大舅舅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他。”我一头雾水，怎么天上又掉下了一个大舅舅？母亲说，现在的这个才是大舅舅，年轻时在村里是最有文化的。这些之所以没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们都以为他早死了，活着回来真好。
当我赶到外婆家时，大姨、二姨、小姨她们正围在大舅舅的身边。他光着个头，皮肤黝黑，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他们问话，也是答非所问，最后终于明白大舅舅精神不正常了。刚才还是欢天喜地的，一家子又掉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我们都不晓得大舅舅这些年在青海劳改农场是怎么过来的，茫茫雪域，举目无亲，背负着沉重的政治枷锁，也许忍受着非常人的待遇，否则一个好好的怎么成了一个废人？！一场曾经的政治运动，命运再次让外婆去承受咀嚼这苦涩的人生。
外婆坐在床沿垂泪：“当年青春迸发的聪明小伙，30年过去了，如今成了呆傻的小老头，我晓得我儿子在青海受了多少冤苦啊。我们都以为你早死了，想不到你还活着。”她抿了抿稍些凌乱的头发：“30年了，我欠你的，我还。”从此，风烛之年外婆又与痴傻的大儿子相依为命。
1986年10月19日是外婆最开心的日子。我哥走进了向往的军营。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婆最舒心的微笑。因为是近邻，村长非常了解我外婆的境况，他亲自邀请我外婆参加村里为我哥准备的欢送宴。那天她多喝了酒：“我这个地主啊，给这么多亲戚带来倒运。外甥去当兵了，总算有出头的日子了，也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否则这么多侄儿、外甥要怪我的啊。”她还在曾身为地主的成份深深自责。外婆，时代在前进，我们的家族早已翻过了最沉重历史的一页，清朗的天空正等待我们去翱翔。
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是我在上大三时的那个署假。那昏黑的老宅就像外婆一样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我在门口找寻了半天才发现外婆已伏在床上，“哎哟哎哟”哼着，拔头散发，像鬼似的。
我不禁心头一紧：“外婆，你这是怎么啦？”看到她痛苦难耐样子，我揪心极了。
她抬起混浊的双眼，看了我半天认清是我以后，有气无力地说：“胃病，老毛病了。老了，不中用了。”还说，天太热了，想吃鱼。，
我飞奔着回家告诉妈妈，做了一道最家常的红烧鱼，又带上一个台式的电网扇。曾经威严无比的外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逃脱不了凄凉的命运。在我回校后的那个秋天，大哥写信告诉我，外婆追随分别整整38年的外公去了。她最放心不下的，仍是那位无法独立生活的大儿子。
外婆走了，她就像秋天的一片落叶回归大地。她安葬在后山村的山坳处，背山临溪。小时候，我经常从此道去到外婆家，在外婆家吃上可口的鸡蛋面。但从那以后，那条路再也没有走过。那也是我内心永远的伤痛！我只期盼，外婆在天堂再也没有什么“帽子”，平安顺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