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下跪”是一种常见礼节，可表示尊重、服从、敬仰、崇拜等等意涵。
这种跪拜如同生物链，环环相扣，绝无至高无上者存在。如果有，也只能是无以名状的“天”或“上帝”。所以即便身为帝王，也还需对母亲、天地、社稷等执下跪礼。
今天我们看待下跪已经认定其属于陋规了，视其为对人格尊严的践踏，是身份不平等的表现。因此，通常现代人已极少对某个具体的人下跪，仅保留跪拜逝去祖先、神祇的习俗。
这当然是近现代人权意识崛起后带来的变化，它宣示人人生而平等，绝无先天不平等的情况。
然而古代中国显然并不接受这一套逻辑，所以孕育出礼乐和儒家。它致力于构筑作为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使用一整套设计来巩固这种不平等。
比如说太监的存在就很好的体现了这种不平等及其残忍。帝王为了自己的血统不至混乱，而将男性阉割后收入后宫，作为仆从。看上去太监自然是卑贱之人，可实际上太监并不卑贱。
太监的不卑贱当然不是因为太监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他靠近权力中枢，他和皇帝说的上话。不看僧面看佛面，纵然一个士大夫瞧不起太监，也不敢轻易表现。见了太监还是得客客气气，恭敬礼待。
换句话说，太监之所以不卑贱正是因为他“跪得下去”，所以才“站得起来”。
《大明王朝1566》中一开篇就描写了一个太监在午门杖杀钦天监监正的情节。在那段画面中，行刑者是提督东厂的太监冯保。他颇有威仪的站在那里，说话轻声细语，面对一条即将逝去的生命，表现的淡然以至于有些轻佻。
但转过脸回到后宫，因为绕过司礼监诸领导私自向皇帝报祥瑞后，却被惩罚跪在漫天飞雪的院中，直到司礼监领导们开完了御前会议才被大太监吕芳饶恕。
这么一个反转，相当直率的展现了一个站着的“大人”，和一个跪着的“小人”的生动形象。
而正因为冯保跪得下去，所以他活得下来，爬得上去，混得下去。试想，他若没有一直跪到吕芳回司礼监就站起来了，后面的命运是什么还真难说。
而且朝廷命官周云逸为什么会被这么一个太监打死？正是因为周云逸跪不下去！冯保在执行廷杖之前给过周云逸机会，那机会就是让周云逸睁着眼睛说假话，说的直白点就是让周云逸跪下去。可周云逸偏偏就是不说，就是不跪。
那么，对于一个跪着才能吃饭，才能吃好饭的冯保，你周云逸凭什么可以站着吃？绝对不行！所以他在得到周云逸拒绝的回答后，脱口而出“廷杖吧”。
我早已说过，专制主义打造的就是阉割文化，阉割文化打造的便是阉割的人。你若不自行阉割，自然有人来替你净身。就像《葵花宝典》中说的“欲练此功，必先自宫”，何以要自宫，自宫是游戏的入场券，是上位的投名状。
这并不是中国独有，凡是专制社会，皆是如此。
二战期间，希特勒在德国及德战区推行残忍的反犹主义。他在这些地区驱赶、杀害众多犹太人。但有一个生活在波兰，叫作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犹太裔学者，最终却挺过了重重磨难，生命在1960年方告终结。
面对第三帝国的令人发指的统治，他虽然饱受痛苦，难以忍受，可表面上他异常温顺。他总是配合纳粹的一系列禁令，生活中谨言慎微、格外小心。或许因为他是学者，他仿佛知道发生了什么。因此，苟且成了他的护身符，也就是说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跪下去。
然而第三帝国当局并不知道的是，他在1933年至1945年用日记记录下了纳粹政权在这十几年中的种种暴政和罪行，成为后来历史研究者的绝佳资料。
由此可见，“跪下去”是专制的特产，也是苟活的良药，更是攀登的阶梯。
不过下跪有这样四种情况。一是身体下跪，二是精神下跪，三是身体下跪精神也下跪，四是身体下跪精神却不跪。
东厂太监冯保自然五体投地的跪下了，而克伦佩雷尔显然只是身体跪了，精神并没有跪。而最可怜的要属周云逸之辈了，他属于那种虽然身体和精神都跪了，可因为给主子的感觉是没跪，所以被杀了。但其实他是真跪了，但皇帝不认！因此，下跪真是一门大学问。
当今社会，对另一个人身体下跪已经难得一见。这不意味着下跪文化离我们远去了，这样说吧，早着呢！
现代人和古代人至少在虚伪这一点上特别共通。比如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转过身去说跪也就跪了。这就像金花婆婆对谢逊说：“谢三哥，我这辈子从没说过一个谢字”一样搞笑。
今天的人就不跪了吗？其实跪不跪根本由不得自己，因为跪着反而比站着跑得快，这就是天理？
现实生活中，像《让子弹飞》中张麻子那样站着就想把钱给挣了，实在是痴人说梦。当你想从别人那儿得到利益的时候，无形中你已经跪下去了。跪不下去，我自有手段让你跪下去。张麻子能站着，是因为他遇到的是黄四郎，而不是皇四爷而已。
冯保在周云逸面前站的再直，到了吕芳面前跪的也很直。而吕芳在冯保面前站的再高，见了嘉靖皇帝也得跪的很低，更不要说像下三滥陈公公那样的滑跪了。
所以说专制主义破坏力是不可修复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依靠压迫、暴力、阴冷建构起来，维持下去的，所以它容不下自由，容不下一个站着的人。表面上看，每个王朝的覆灭都是源于最后那一场血腥的战火，实际上，从王朝诞生的那一刻起，火种就已经埋在了皇权的座椅之下。而一代又一代帝王所做的也不过是尽可能的捂住火种，却从没有一个愿意毁掉宝座。而他们修复的方案基本趋势就是迫使人们从坐着到站着，从站着到跪着，从跪着到五体投地。
这已然成了中国人基因的局部，它潜藏在每个人的细胞核里，潜藏在每一个系统与体制之中。于是，我们虽然看不见用膝盖下跪的人了，却处处是用精神下跪的人。而且他们跪的越低、越多，爬的就越高、越快。
所以，在这样的文化形态中，道德感和羞辱感越强的人，把灵魂放的越高的人，身体就越低，混得就越差，内心也就越痛苦、越内耗、越挣扎。结果弄了个跪又跪不下去，站又站不起来的死局。
像嘉靖皇帝在这方面就很自恰，他用长江黄河论清晰的为自己不黑不白的立场，不清不楚的一生做了辩白。
他说：“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折里劝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稍微有一点思考便可发现，嘉靖这番言论看上去危言耸听，其实并无立论依据。因为用黄河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能成了必然选择。很简单的道理是，一个系统中并不是必须有二元对立的好人和坏人才能运行，这只是现实而已。
理想逻辑中，我们当然要追求用善人，行善事，只是这是不现实的。若嘉靖帝这段话成立，岂不成了我们必须致力于在任何系统中都要长江黄河兼用的结果？坚持寻找善人是因为善人并不够用，但如果坚持寻找不善之人，那可就用不过来了。就像黄河隔三差五便要改道，可长江几曾这样频繁改道？
嘉靖的话之所以看上去很有说服力，是因为黄河的确是存在的，黄河也不可能变成长江。这里选择的论述点是长江黄河的“清”与“浊”。嘉靖以为严嵩是黄河，是浊，可在海瑞看来，其实嘉靖才是黄河，才是浊。因此，嘉靖至死也仍是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黑白缠斗、参透天地的太极图。
而参透到这一层也极为重要，现实生活中，嘉靖虽然无人可跪，但对于上帝神仙他可是跪的极勤、极虔诚。而没有参透到这一层的海瑞，就跪不下去，也就想站而站不起来了。
（本文只是表达个人之陋见，并无赞扬“下跪文化”之意，相反，主要是批判。当然，我也对当前的现实表示悲观，故而建议如果不能站着，那就好好跪着。但我之所以写作此文，正因为跪不下去，所以“懊丧”。因此，权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呓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