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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想找到合适的导师时，一切看上去都理所当然，而且问题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声明。可是，追求或勉强建立这样的关系却几乎没什么效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经常这样做。当我演讲或参会时，有相当多的女性会向我作自我介绍，同时还请求我做她们的导师。但我印象中还没有一个男性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也有人请我指导一下他们的妻子或女友）。

这样的提问会立刻毁了一个人的心情，这就好比追问情绪不佳的朋友：“你在想什么呢？”和我聊过这个问题的每位女性高管几乎都经常遭遇此类请求，她们的反应也很一致：“噢，每次遇到不认识的人要求我做她们的导师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建立互动让人很受用，但也很尴尬。即使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也承认，当有人请她做导师时，她感觉“不太自在”。她解释道：“当我提及某件事时说‘我想看看它怎么发展’，这就已经是在做指导了。”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情况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过去的10年里，所有有关女性事业发展的讨论都把人生导师与赞助者当作首要话题，相关博客、报刊文章以及研究报告对此也特别关注。大部分年轻女性其实是在回应自己常听到的建议——如果她们想在公司里逐级晋升，就需要找到一位人生导师（为她们提供各种建议）以及赞助者（愿意用自身的影响力来帮助她们）。

2011年春天，我回到哈佛商学院做演讲时，已相当清楚导师的重要性。邀请我做演讲的尼廷·诺瑞亚院长也和我一起上台，并对我进行了采访。他的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脸谱网以及我为马克·扎克伯格工作的感觉如何。我告诉他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除了有些时候同事们会说“谢丽尔，你能看看这个么？我们需要知道年纪大些的人怎么看待这项功能”之类的话。在讨论了一连串时事话题后，诺瑞亚院长又向我提到了职场女性。我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转向观众，稍作停顿，然后以残酷又坦率的口吻回答道：“照目前这种趋势发展的话，15年后，在座的女性观众中将有1/3忙于全职工作，而且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为坐在你身边的这些男性工作。”

这时，观众席上一片静寂。我继续说道，“如果我的话听起来很刺耳或让你震惊，我很抱歉。不过事实就是如此，若想要结果有所不同，你们就要立刻采取行动。”

就在这段让气氛略显尴尬的采访结束之后，便进入了现场问答环节。有不少男性观众很快就凑到话筒前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比如：“你在谷歌学到并且还能在脸谱网运用的东西是什么？”，“你如何管理一个平台型公司并保证开发队伍的稳定性？”然后，有两位女性观众走到话筒前。第一位女士问我：“你认为去公司的竞争对手那里工作合适么？”第二位女士问的是：“我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导师？”我心头一沉。

男性关注的是怎样经营业务本身，而女性关注的则是怎样规划职业；男性想要答案，而女性则希望获得许可和帮助。我发现，关于导师的寻找对女性来说近乎于对白马王子的憧憬。我们都在《睡美人》的童话里长大，都坚信只需静候王子的到来，被王子吻醒后，就会坐上白马潇洒地离开，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同理，现在的年轻女性也认为，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导师，就能“更上一层楼”，潇洒地成为女高管，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又来了，其实我们一直在教导女性过多地去依赖他人。

明确的说，问题不在于人生导师是否重要。当然，导师肯定是重要的。导师也好，赞助者也好，对于职业发展来说都很关键。与没有赞助者的同性工作伙伴相比，拥有赞助者的男性和女性更有可能获得拓展性的工作以及升职加薪。遗憾的是，同在在寻找赞助者以及维持此类关系方面，男性比女性要容易得多。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获得赞助，而那些获得赞助的人对自己的加薪幅度也更为满意。

由于年轻女性找到导师和赞助者相对困难，因此她们在这方面也就更为主动。尽管一般情况下我是鼓励敢作敢为的，但这种主动行为有时候会被误导。不管寻找导师有多重要，它都不太可能通过一句“你能当我的导师么？”就能建立。只有在双方都感到这是一种通过努力才能获得的联络时，才能建立最强有力的指导关系。

我很幸运在职业生涯中得到了有力的导师和赞助者。本书的致谢部分提到了很多人，他们都曾慷慨地为了提供了英明的指导和建议。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我选了拉里·萨默斯教授的经济学课程。他主动提出要指导我的毕业论文，而在哈佛很少有教授会主动要求为本科生这么做。此后，萨默斯在我的人生中一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在华成顿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华盛顿邮报集团的董事长唐·格雷厄姆，他帮助我渡过了工作中一些极富挑战性的难关。如果不是美国佩利媒体中心首席执行官帕特·米切尔的鼓励和支持，我也许永远不会公开地谈论职场女性的话题。这三位，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曾给我以鼓励，为了引介别人，并以身作则地教导我。他们的智慧让我避免了很多错误；而且在我偶尔犯错时，他们也会帮助我收拾残局。

我也尝试过指导别人，随着年龄增长，我还指导过朋友的孩子。艾米莉·怀特刚毕业就与我一起工作，现在负责脸谱网的移动合作业务，观察她事业的发展轨迹让我从中领悟到了很多道理。当我与布莱恩·施赖埃尔初次见面时，他从没有在技术公司里工作过，也没有出过旅行的经验，却展露出强于常人的领导能力和分析能力。我请他帮着拓展谷歌公司的全球业务，他的表现每次都超出我的预期。几年之后当他有心追求新的目标，想要做一个投资人时，我介绍他认识了目前在红杉资本的合伙人。他现在已经是一位相当成功的早期风险投资家了，我看得出他的意见对公司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很幸运在我一生中拥有那么多像艾米莉、布莱恩这样有才能的工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