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柏林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刺猬与狐狸》。他说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是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一类是刺猬，只熟悉一件大事。比之作者，也有两类，一类是狐狸，可以写作各种风格，一类是刺猬，只能以一种风格写作，换其他风格，水平立刻下降一大块。当年皎然憋了几首韦氏风格的诗，去请教韦应物，韦应物没看上眼，皎然很失望，第二天换作自己得意的诗歌，方才得到韦应物的赞赏。韦应物说：“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如果说皎然是只刺猬，则稍晚的韩愈就是只老狐狸。他模仿孟郊的风格和孟郊玩诗歌接龙——联句。以假乱真，宋人朱翌认为都是韩愈自己写的。他为孟郊写墓志铭则模仿孟郊，为樊宗师写墓志铭则模仿樊宗师，模仿柳宗元则象柳宗元，归有光说“昔韩退之才兼众体”。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文无第一，各种风格虽然各有所长，各有所好，但也许只有兼容并蓄的老狐狸，方能当得文坛领袖。苏轼自己也是只狐狸，黄庭坚有首诗就叫《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和“才兼众体”，该如何选择？文字之道，哪条才适合？对与大多数人来说，是你想多了。这是评论家的概念，不应该是创作者的戒律。
多写，顺其自然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