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旧笔记，之前听刘新讲斯宾格勒，有这样一段感想：
“关于城市生活对生命形态的影响，在19世纪是常见的主题，韦伯的life style稍微有所涉及，当然他大概是在改变社会联合方式的角度上来谈，齐美尔完全在讨论这个问题，波德莱尔之后的法国文学和哲学做了最大规模的努力，今天知道，哪怕是做世界文明讨论的斯宾格勒，也花了一部分章节来讨论这个关联。
为什么这种对城市生活和生命之间联系的讨论，现在走到了城市角落和亚文化的讨论，革命反抗/主流压制，成为基本的讨论状态。压迫者这个外在的角色是从什么时候潜入社会理论的讨论脉络，成为即使不在场也必然在场的主角？在这个过程里，是城市生活失去了完整性，还是生命失去了根基？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哪天再接着往下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