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给我的印象，一个字：穷。小小的我过早地品尝了“愁”的滋味。

父亲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吃药打针，大大小小手术做过五次，地里的活根本不能干，后来开了一个小店，赚钱也不多，勉强够自己吃点饼干、麦乳精之类的补品而已。

记得家里开小店时卖过两种糖——高粱饴和小孩酥，我特别喜欢吃小孩酥，一口咬下去，又酥又香又甜，只要我坐在店里总要吃上几块，每次总是强迫自己不要吃不要吃，留着卖钱，可是实在无法抵挡小孩酥的诱惑，一次次违背自己的意愿。那时就想，要是我能一次吃个够，那该多好啊！这好像就是我关于小店的记忆中最美好的梦想了。

小时候，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她风风火火，干活麻利，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人在操劳。她总是忙忙碌碌，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因此记忆中也少有母亲的故事，只觉得她天天埋头干活，天天早出晚归，天天筋疲力尽。也难怪，父亲身体不好，我们兄妹三人，要上学，要吃饭穿衣，生活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

听说大哥小时候学习很好，尤其作文写得不错，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读给同学听。可是因为贫穷，初中没毕业就退学了，去了徐州煤矿谋生。老师还为此特意找到家里来。二哥也只上了初中，我记得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街上卖冰棍。他戴着草帽，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后面驮着一个白色的箱子。上下学，我都会在二哥身边停留一会，眼巴巴地看着路人，盼着大家都来买我们的冰棍。

虽然母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能干，可是家里的情况如此，再加上那特殊的年代，我们的生活很是拮据，总是入不敷出，年年透支。印象最深的是衣服，应该多是两个哥哥还有堂姐穿小了的。

记得寒冷的冬天，我总是穿着又薄又小的棉袄，缩着脖子和胳膊。上学站队做操时，总会喊口号，记得最清楚的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每当喊这句口号时，我总会低头看自己的裤子，觉得自己的裤子好像提得太高了，显得那么短。恐怕是爱美之心作祟吧。提到口号，还记得一句“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排除万难，不怕牺牲。”那是因为冬天起床，穿棉裤时，我嫌棉裤冷，不敢穿，父亲总说这几句，鼓励我战胜寒冷。

那年冬天，快过年了，广播里喊各家各户去领钱。我高兴坏了，连忙叫母亲去。母亲正在做饼，她说：“俺家哪还有钱，你大（父亲）看病，钱早就借出来用了。”我的心情顿时一落千丈，后来不知道怎么想起来去捡了。

我来到了大伯家，那时就在大伯家领钱，他当时好像是会计吧。我去了他家，坐在门槛边上，眼巴巴地盯着那些领钱的村民，希望他们能不小心掉下一张两张让我捡到送给母亲。可想而知，那样的岁月，哪家不盼着这点钱过年了？谁不是小心又小心？钱是数了又数，口袋是按了又按，哪还有钱让我捡？满心失望的我正准备离开，大伯叫住了我，给了我五块钱。每当想起这一幕，我就觉得心酸，更怀念已经过世的大伯。

我比大哥小了十二岁，比二哥小了八岁，那时可能只有六七岁的模样吧，父亲刚做完手术在家休养，母亲和哥哥都要出去干活，我在家陪着父亲、照顾父亲，做些自己能做的事。因为父亲需要进补，母亲嘱咐我煎点鸡蛋给父亲吃。哥哥反复叮嘱我，父亲给我鸡蛋吃，我可千万别吃，要留给父亲吃。

不知道幼小的我是怎么煎好的鸡蛋，只记得自己小心翼翼地端给父亲。也不记得自己找了怎样的借口，总之是按照哥哥的嘱咐，坚决没有吃。可是当父亲吃完鸡蛋，我去厨房准备洗碗时，却再也禁不住黄灿灿的鸡蛋的诱惑，低头舔起碗来。父亲发现后，大为心痛，自责不已，撑着病体亲自为我做了鸡蛋。

我这样写“穷”，恐怕现在的孩子根本无法理解，比如鸡蛋，比如吃糖。正因为自己亲身经历了穷困的生活，我自小便养成了节约的习惯，一分错钱不会花。看着教室讲台桌上削好的长短不齐的铅笔无人认领，我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用过的铅笔——短到手不能握的地步，便用刀子小心地切开笔杆，取出笔芯，塞进芦苇杆中，用线绳扎起来继续用……

等我上初中时，家里的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两个哥哥胆子大，头脑活，敢拼敢干，承包鱼塘、养殖鸽子、干工程……他俩的收入，在我们村，甚至我们镇都数一数二，我们的生活也渐渐轻松了起来。

但是，少年的“愁”滋味，我至今未曾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