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假如智瑶当初没有说过“水可以灭国”那句话，韩康子和魏桓子还会不会果断反叛呢？

或者说，智瑶真的有能力复制晋阳经验，借汾水和绛水摧毁韩、魏两家的两座重镇吗？

答：韩康子和魏桓子的果断反叛是事实。但智瑶是否真的有能力复制晋阳经验，借汾水和绛水摧毁韩、魏两家的两座重镇，这件事很难说清。

对于“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水经注》作为经典的地理学专著，认为引汾水灌安邑大概还算可行，然而引绛水灌平阳恐怕不可能。（《水经注》作者：北魏 郦道元）

二、如果《水经注》的怀疑能够成立的话，显然在车上“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这种搞小动作的事情也就站不住脚了。怎样应对《水经注》提出的质疑，历代学者中，以宋末元初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中的意见看似最合情合理，但事实是胡三省犯错了，简述胡三省是怎么犯的错呢？如果“引绛水灌平阳恐怕不可能”成立的话，那么，描写韩康子和魏桓子在车上搞小动作的记录是怎么来的？熊老师通过“考据和寓言”这一节的讲述，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道理？

答：1、简述胡三省是怎么犯的错呢？

——按抄写、引用顺序来讲：

①《括地志》对绛水的介绍文字是照抄《水经注》的，但没有提过绛水可以灌平阳城。

②《史记正义》在引述了《括地志》关于绛水的内容之后，加了一句点评，说可以引绛水灌平阳城。

③《资治通鉴音注》转引了《史记正义》的内容和点评，并误以为这就是《括地志》的原文。

④胡三省用《括地志》近乎官方的权威性，来加强说明绛水可以引流来灌平阳城。事实上，他错了（回看第①点）。

⑤不只是胡三省一个人犯这个错，后人还会接二连三犯这个错。比如明朝学者严衍和弟子谈允厚花了30年时间写成的《资治通鉴补》，在汾水和绛水的问题上通篇照抄胡三省，把胡三省的错误也一并抄进去了。

（⑥及至清代，考据专家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依据亲眼所见的山川形势，顿悟《资治通鉴》对汾水和绛水的记载并没有错，大家之所以有怀疑，只是因为理解得太机械了，所谓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属于互文见义，概言水的攻击力而已。）

2、如果“引绛水灌平阳恐怕不可能”成立的话，那么，描写韩康子和魏桓子在车上搞小动作的记录是怎么来的？

——无论如何，韩康子和魏桓子在车上的小动作和心理活动未必就是历史的实录，而更像是后人的揣摩和想像。

3、熊老师通过“考据和寓言”这一节的讲述，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道理？

——熊老师想告诉我们的是：

①我们读历史，尤其是时代久远的历史，要保持考据家的警醒，踏踏实实读原典很重要。

②历史是观念史，因此我们读史时不妨保持一种小孩子读童话寓言的心态。

人的心理，天然会用故事架构来理解世界，总会把碎片化的资讯自觉不自觉地编织成一个首尾呼应、细节生动鲜活的故事。

故事性的历史不但特别容易打动人心，也特别容易给人教益。相比之下，严谨性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三、战国到底从哪一年算起？简述理由。

答：1、今天比较通行的是司马迁的说法，定在公元前475年。

这一年是周元王元年（可参考孔子的《春秋》是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到公元前479年结束）。

2、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

所谓“三家分晋”，可以有两个事件。

一是实质上的“三家分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晋国和晋君早就名存实亡了）。

西汉学者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就是以公元前453年作为战国始年的。

二是名义上的“三家分晋”，发生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把韩、赵、魏三家封为诸侯。

《资治通鉴》以公元前403年作为开端，暗示出所谓战国时代，是以周天子授予韩、赵、魏诸侯地位为开始的，对于晋阳之战，仅仅作为追叙的内容。

3、名与实孰先孰后，是刘向和司马光断代的依据。

刘向以“三家分晋”的“实”为依据，因此以公元前453年断代。

司马光却认为，“名”比“实”重要得多，只要周天子不予认可，韩、赵、魏就算真的瓜分了晋国，也不过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故以公元前403年断代。

四、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之后，赵无恤因为恨透了智瑶，把他的头骨当作酒壶来用。但在其他史料的记载里，智瑶是被虐杀的，死得很惨，他的头骨被赵无恤当成便壶。酒壶、便壶，你倾向于哪一种？为什么？战后赵无恤论功行赏，认为高赫的功劳最大，所以给高赫的赏赐最多，这恰好是司马光特别推崇的价值观，《资治通鉴》里边为什么完全看不到高赫的身影呢？

答：1、酒壶、便壶，你倾向于哪一种？

——倾向于便壶。

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看，恨意才是人类最强大的情感力量，用仇敌的头骨当便壶，符合泄愤快感。反之，喝酒时用仇敌的头颅会让自己回忆起伤心往事，犯不着。

温良恭俭让的司马光仅仅采信了最温和的记载，是出于本书的“资治”需要（因为，与智瑶相对的赵无恤不能也变成反面人物）。

2、《资治通鉴》里边为什么完全看不到高赫的身影呢？

——绝境下只有高赫依然保持着人臣的礼数且事后受最高赏赐。守礼和因守礼而受赏都是司马光特别推崇的价值观。

这则史料在司马光这里不存在伦理瑕疵，但若用在晋阳之战的叙述里，会显得逻辑错误。

在司马光的讲述里，智瑶是大反派，赵无恤是作为正面人物（藏富于民而深得民心）典型而出现的，“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既然民无叛意，何来只有高赫一人依然保持着人臣的礼数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事后高赫受最高赏赐，在司马光这里也就一并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