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我新买的版本是“增订纪念本”，看到作者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做了如此多的注释，以说明事件及观点有据可查，真是一位严谨的史学研究者、学者。此书属于学术类著作，但读来引人入胜，既有趣味性，又有中肯的思想观点。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道德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将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所有问题，则是异想天开。譬如，在《论语》中，“仁”字共出现109次，孔子对其解释就显得随意而模糊。又，《论语》中六人八次问“仁”，孔子的解答内涵各异。这样的博大精深，引后人无限延伸解读，乐趣无穷无尽，但弊端也一目了然：此“仁”非彼”仁”、于尔是“仁”，于我非“仁”，诸如此类，标志难定，因人各异；更何况，又有多少人，只注重事情表面的繁文缛节，而忽略其真正的内在精髓；再有，从人性的角度，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道德制高点上难免严于待人而宽于律己...就如作者在《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到道德上。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在“道德”上持久争执，只会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
书本以万历皇帝及两位首辅张居正、申时行，“道德模范”海瑞、抗倭英雄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为线索展开。原本枯燥无味的历史，因黄仁宇先生写每个人物，将其所涉及到的领域慢慢牵引延伸出整个明朝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举出明朝政府及意识形态中诸多的失败，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道德观念因素；指出在当时那样一个各人行为举止全凭儒家思想为原则的国家，法律缺乏创造性，社会的发展程序受到种种限制；揭示出了大明王朝的根本矛盾：“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万历皇帝朱翊钧，在我看来是一个可悲、可笑、可恨的皇帝。他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持续将近48年之久。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但他却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对付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心灰意冷的他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抵抗。皇帝是一种制度，但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身为一个既缺乏改革创新的意志和毅力、又胸襟不够开阔以容人容物的皇帝，他的苦闷，是历史和个人个性的悲剧。但，在其位谋其政，从职场角度，他绝不是一个好皇帝。尤其因宠爱郑贵妃而执意“废长立幼”，我从本书中没有看到幼子天资聪慧更适合人君的暗示或明示，倒是作者提到，只有把郑贵妃的儿子立为太子，日后作为皇帝的生母，才有机会和神宗葬在一起。呜呼哀哉，多么可笑可叹可悲！
抗倭英雄戚继光算是书中几位社会精英中结局稍显体面一点的。书中记载了他对人的谦恭礼让以及对事的周密细致，他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才能的将领。他之所以成功的要点，在于清醒的现实感：看清并适应当时的政治，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不能相容，要么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要么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没有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戚家军”和戚继光。
当官当如张居正，在其位，谋其政。首辅张居正是后世争议较大的人物。他有着绝世的胆识和韬略，然而，有才华者众，但世上再无张居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别人实现理想（当官）只需要斗垮几个人，他实现理想（改革）却是和整个利益集团为敌。这，让我想到当代唯一一个没能连任两届的总理，似乎有点类似...庸民不敢妄谈政治，此处省略。
张居正在政治上不遂其志，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但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个人思想的产物。而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则是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李贽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做出贡献的过程中，绝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这样类似于被称为“阴谋政治”的哲学家马其雅弗利在臭名昭著的《君主论》中的观点，虽被众人以“违背道德及人性”所斥责于口头笔端，然而它却又被政治家们在实操中广为使用，或为公、或为私，或半公半私，亦或假公济私，其谋权夺利的手段及名目，却是古今相似，中外雷同。
张居正是一个隐忍的人，一个实干的人，一个把国家利益第一、政党第二、个人利益第三的人。《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在他的书中这样总结张居正的一生：“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里还写道：“我也曾经见过，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经历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直到我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或许，我们应该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移位思考，以“大历史观”，也即“用技术的方式”去解读这些个历史人物。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力。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的发展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
对于作者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结尾处所阐述的上述“谁都无力回天”的观点，我读了很多遍，思考了许久。自公元1587（万历十五年）之后，明朝苟延残喘了仍有近一个甲子之久（终结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时光不能倒流，我只能假想，如若当初君臣互信，齐心合力改革，在庞大的封建官僚主义中、在传统型农业社会的禁锢中冲出一条出路，那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只是，世间再无张居正，他已卒于1582年，抗倭英雄戚继光也在1588年2月（农历1587年腊月）逝世了。当然，在大环境面前，大多数时候，一己之力不过是蚍蜉撼树，现实的残酷在于，即便是20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时期，改朝换代后的清政府同样对于残破的国运无能为力。
我想，万历皇帝日后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苦闷，也一定心有遗憾与不甘吧……然而，总会有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在时间的长河中，万历年代也好，明朝276年的历史也罢，都不过是沧海一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生存变成生活，人人彰显个性时，某些共同标准的精神需求与价值取向又显得尤为重要。个人认为，时下的人们更需要回归内心，寻求个体在团队及社会生活中的普世价值。甚至，有时候努力的积极意义只在于我们“不能把世界让给自己鄙视的人”。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琛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此语，我用来致敬万历首辅张居正，也用来终身自我勉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