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顾去吾生于1922年11月2日，在家里排行第11，是最小的孩子。青年时代，父亲投身救国救亡运动，参加学生军，他将原名顾惠祥改名为顾去吾，意思是要为了国家的兴亡和远大的理想忘记自己。父亲于1950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东北工作，从浙江来到吉林组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带着报效国家的满腔热情，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光学事业。晚年作为引进的学科带头人，在86年到上海机械学院工作，组建博士点。1998年11月2日上午9时08分在上海病逝，享年76周岁。
11月6日，母亲带着我们5个孩子和父亲生前的好友向他作最后的告别。在他的遗体前，我们向父亲致悼词：亲爱的爸爸：今天，和您相伴多年的妈妈带着您的子女和您的生前友好一起，站在您的面前和您作这最后的告别。几天来，我们一直都沉浸在无比悲哀的气氛之中，您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一无情的事实——可恶的疾病已经夺去了您的生命，您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此最后诀别的时候，让我们和您一起回忆一下您那坎坷的一生：
恰恰就在您病逝前的七十六年，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您出生在广西北流县六靖镇龙湾村。您从小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培养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尽管家境渐衰，使您的求学道路十分坎坷，但并没有动摇您的求知愿望。几经周折终于在1946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即参加了新中国科研基地的建设工作。先在东北科学院研究所物理室工作，自1952年筹建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时，您作为建所元老，一直在长春光机所勤奋工作36年，后于86年调入当时的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直至逝世。
亲爱的爸爸，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早在北流读初中时正值日寇侵略中国，您热血满腔，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参加工作后，您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都不能动摇您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在您六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终于实现了您平生的宿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亲爱的爸爸，您一生致力于光学事业，是我国光学界的知名学者。您作为长春光机所的建所元老，为该所在物理光学、光学计量和光学加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爸爸您才思敏捷，在光学研究的尖端领域多次提出大胆的设想，进而促进了我国光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1983 年，您作为中美之间高级互访学者，独自一人访问美国，您的足迹遍及九所大学，蹬上七所大学的讲坛，您用流利的英语进行学术交流，以渊博的知识博得了美国同行的赞赏。不善言谈的您常常为您“不为中国人丢脸” 而感到骄傲。在美期间，您生活依然简朴如故，回国时将所余生活费千余元上缴了国家，并以此来教育我们目光要远大。如果说当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您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完全理解了您，并为我们拥有您这样的爸爸而感到骄傲。亲爱的爸爸，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您一生追求真理，献身科学，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在学术上达到很高的造诣。调来上海后，您仍然保持着学风严谨、积极求索、永不满足的工作作风，直到因病住院的前一天，您仍在实验室工作到很晚。您为上海理工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您的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您的学生遍及世界各地。您一生无愧。
亲爱的爸爸，您的一生光明磊落，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正直，对人坦诚，只求奉献，不求索取，公私分明。您的一生真正作到了俯首甘为儒子牛。亲爱的爸爸，是您和妈妈给予了我们生命，您对我们子女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并用自己一生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您希望我们后代人要热爱科学，追求真理，一代更比一代强。您希望在后代中能出现有名的科学家，您经常告诉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作用也只是短暂的，而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人们就会永远地记住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他们是欧姆、牛顿、安培、爱因斯坦……。
亲爱的爸爸，您的这些嘱托，我们将牢牢记在心中，作为家训教育我们的子女，形成热爱科学，永远探索的家风代代相传。您曾说过：“我这一代没有大的科学成就，希望我的子孙将来能做出大的成就，就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接一代，挖山不止”。您常吟诵古人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亲爱的爸爸，我们理解您，我们会教育我们的子女用最好的成就告慰您在天之灵的。
亲爱的爸爸，您在临终前给我们讲到您一生中的三件遗憾的事：第一件遗憾的事是：在1960年激光诞生之前，您曾提出过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将光源放在法——白标准具中，可以提高光的相干性，这一闪光的思想恰恰就是激光产生的原理。第二件遗憾的事是：您提出用胶片记录干涉条纹而达到全息再现的想法，这一想法也就是后来的全息照相的原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两件事未能在您手中实现，使您失去了两次摘取诺贝尔物理奖的机会。第三件遗憾的事是：您始终坚持想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关于光速不变的原理，也许今后我们会有机会看到有人用实验来证实您的想法。
亲爱的爸爸；您带着太多的遗憾于您七十六周岁生日的那天早上九点零八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按照您身前的遗愿，我们会将您的骨灰埋葬在您母亲的坟旁。我们将在一块墨色的大理石上刻上您的遗愿：母亲，我永远陪伴您。在这里，我们只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对您的追思：爸爸，我们爱您，您将永远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
父亲形象：我是家中最小的，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来到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偶然，是父母希望再要个女儿而选择了我，而我的出生却没有满足父母的愿望，父母决定就此截住，我成了家里的老疙瘩。童年时期最高兴的是父亲去北京出差，他回来时一是有好吃的，二是有玩具。记得一次父亲买回一架由铁皮制作的玩具飞机，向后拉几步，松手飞机就向前跑起来，让我高兴极了。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得肝炎住院治疗，一天到医院探望，光机所派来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这是我第一次坐轿车。记忆中路过新民广场，当时还有有轨电车，而且广场还是方石头路，过铁路的时候，轿车上下颠簸，座椅很柔软，感觉好玩极了。
家里人多，加上外婆，一共八口人，生活也是紧吧吧的，每年也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才能吃上月饼，而且一块月饼要切成八块，每人只能吃到一小块。一年吃一次西瓜，到了春节才能吃到外婆做的广西风味的白斩鸡，所以，我特别盼望过春节。父亲在家里一直强调对五个孩子都一碗水端平，即使是最小的我，分月饼也只有八分之一，但每年春节我都能捞到一只大鸡腿。
父亲对五个孩子都寄予了厚望，希望我们长大后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掌握科学技术，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文化大革命前，当大哥、二哥都考上了吉林省实验中学，而且学习成绩优良，二哥就要从初一跳级到初二的时候，父亲心中十分高兴，孩子的前途一片光明，没有什么可以比孩子满足了父亲的心愿更能让他感觉到幸福。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因为那场浩劫而被打破了，父亲被隔离审查，孩子都失去了未来，一夜之间他白了头发。
文化大革命中，长春武斗的很厉害，一次长春邮电学院和长春工业大学相互射击，子弹飞来飞去。我当时还小，不懂事，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大人都躲到堤坝的下面，弯着腰往家里跑，而我还在大坝上跑着玩，感觉不时有东西从身边飞过。回到家，我看到在楼门口焦急等待的父亲，向他学了在大坝上的事，父亲把我紧紧的抱在了怀里。
为了宣泄内心的郁闷，打发不能做实验的无聊光阴，从来不下厨房的父亲用两个大陶泥花盆，下面的花盆里放上煤气炉（正好从花盆底部的排水孔穿进来煤气管），中间用铝脸盆发面，上面再倒扣一个花盆，排水孔成了出气阀。经过反复实验，父亲终于做出表面香脆、底下焦黄，内部松软可口的大面包了。他买来酵母，尝试了做酒酿；在牛奶里滴几滴醋来给我们讲解什么是中和作用的化学反应。
一天深夜，父亲从实验室回到了家里，拿出了一块表面度有光膜的玻璃片让我们过来一起看。他手拿着让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玻璃片，慢慢地转动，问看到了什么？我脱口而出是一只小黄鸭子。父亲再问在它的身后看到了什么？我摇摇头。父亲平静地告诉我：你没看到小鸭子身后的物体在动吗？这是立体照片，是我们今天的实验成果啊！父亲在以身作则，在生活中给我们以启示，循循善诱，让我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竖立了正确的人生观，走在了通往理想追求的道路上。
父母在1986年搬家到上海之前到工厂来看我，正好工厂组织到三角龙湾风景区旅游，厂总工程师得知我父亲的身份很是敬佩，邀请父母也一同去观光。三角龙湾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自然景观，陡峭笔直的悬崖围着一个湖泊，树木从悬崖上垂落下枝叶。湖里有鱼，湖水很深，湖中间有个小岛，上面建有凉亭。湖水清澈见底，农户就用湖水来煮鱼吃。由于还没有修通公路，每年来观光的游人不多，自然风光保持的较完好。父母玩的很开心，游弋在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花草树林之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最轻松快乐的表情。
如果说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摘取物理学桂冠上的明珠，那么他最得意的关门弟子在春节探亲时被撞到在马路上，司机逃逸而没有被及时救治而成为了植物人是对我父亲最沉重的打击，令他痛心疾首，无比惋惜，万般无奈。在我的心中：
父亲是一个孜孜追求，勇于探索的人。父亲对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经常加班搞实验研究，几乎没有正点下班的时候，即使正点回家吃饭，饭后也是到实验室工作或到图书馆阅读。1958年，他提出把一个光源放到共振腔内，经过多次折射，集聚能量的设想，以大字报的方式向单位进言。由于当时所内还有苏联专家，社会正处于反右倾运动中，领导要他注意保密，揭下大字报，他的提议被搁置，实验没有进行。1960年美国人验证了我父亲的设想，发明了激光。
1964年，国家组建上海光机所，根据父亲的工作表现和在光学领域的成就，组织决定调父亲到上海，连住房的钥匙都给了我们家。父亲因为几个实验还没有结束，最后没有去上海。如果当时搬家到了上海，我们的人生都和今天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前父亲提出了激光干涉构思，并研究全息照相技术。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被关押，实验被延误。两次灵光一现，两次都被扑灭，让父亲失去了创造历史、登顶科学高峰的机会。即便如此，父亲仍然在我的心中竖立起了无比光辉的形象，给了我探索人生的勇气和力量。
父亲是一个老实忠厚、踏踏实实的人。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父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把自己的观点向组织作了汇报，把自己的一些心里话掏给了朋友。反右倾运动中，父亲被定为思想偏右。由于父亲的敬业和工作上的突出表现，文化大革命前他就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工资每月106元，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已经是高薪了。组织上曾引导他入党，他认为自己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差距；单位要给他涨工资，他认为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同意。这两件事最后都成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他的罪状，说他是“与党离心离德，不吃周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父亲被隔离审查。政治运动使他不知其因、不知所措。当我们提着饭盒给他送饭时，看到坐在大厅里反省的父亲几天下来已经消瘦了许多。半年后，父亲被放了回来，那天他提着袋子，里面有几本毛主席语录和几枚毛主席像章。由于出身问题父亲一直受到影响，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在他62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一个心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后回到家中，父亲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父亲哭了。
父亲是一个望子成龙、甘愿牺牲的人。毛主席一声号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哥因为有先天性心室穿孔，被留在城里，在桂林路的一家街道工厂当了电工，二哥离开了学校被派往农村。接着，三哥和姐姐中学毕业都成为知识青年，去了农村集体户。四个孩子都没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这对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孩子的前途担忧，一夜之间他的头上就长出了白发，在4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两鬓青白了。为了把孩子能从农村安排回来，父亲决定放弃在长春光机所的研究工作，向组织要求到陕西组建西安光机所。因为西安光机所建在大山里，可以安排子女的工作，但父亲的申请没有被批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只能教育我们不要虚度时光，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并开导哥哥和姐姐：一个国家不能永远这样不重视教育，不尊重知识。1977年国家恢复高等入学考试，在父亲的鼓励和辅导下，哥哥和姐姐都报名参加了考试，二哥考取吉林大学物理系，三哥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姐姐考取长春光机学院光学系。大哥也进了录取线，但因为身体原因落榜。三个孩子同时考上了大学，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1979年我中学应届毕业，考取了南京华东工程学院机械系，大哥也再次参加高考，因同样的原因被拒在师范学院的门外，转考长春第一汽车厂职工大学被录取。五个孩子基本随了父亲的心愿，也为我们家赢得了光荣。
父亲是一个奉公守法、心底无私的人。一次接待外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客人送他一个薄薄的袖珍计算器，我们看了都十分新奇，爱不释手。父亲对我们讲，这是公家的财产，第二天就上缴了。1983年，作为中国和美国互派的高级访问学者，父亲一个人到美国讲学访问一个月。按中美交流的规定，他到美国的一切费用由美方承担。知道父亲要去美国我们都兴奋无比，提出各种要求，特别希望父亲能给家里买个彩色电视机。从美国回来，父亲用节省的钱为研究室买了书籍，为学习外语买了一部录音机，在旧货店买了一台二手打字机，唯一给家里买的是一部可编制计算机程序的编辑器，剩下2000多美元全部上缴中国科学院。
三哥的大学室友慕名要报考父亲的研究生，为了避嫌，父亲推荐报别的导师。姐姐报考他的研究生，在家里父亲对考试内容一字不提，出完试题后就躲到外地，直到考试结束才回来。父亲没有因为家里的私事而占公家的一分便宜，哪怕是一个信封、一张稿纸。在我的记忆里，如果说父亲做了一件自私的事，就是因为我上大学报志愿是南京华东工程学院光学系，后因视力原因被调整到机械系，父亲为了能让我继承他的事业而给当时光学系的系主任写了一封信，恳请帮忙。到学院后的第二天，系主任特意到宿舍找到我，但因为我已经在机械系报到而没有调整的可能。
父亲是一个谨小慎微、固执己见的人。1989年我调动工作，对我要到政府部门从事行政管理业务，父亲认为大学四年就白念了，坚决不同意。当时他已经到了上海机械学院，为此曾多次打电话和写信，劝我打消念头，安心钻研技术。当我调到吉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工作后，父亲甚至认为我是不孝之子，辜负了他的希望，一时父子关系紧张。1990年父亲到长春出差，父子见面他就一再告诫我要秉公守法，不能胡来。对处领导请他吃饭，父亲认为和领导都没有见过面，无功不受禄，怎么劝也不去，让我很为难。
1995年我到上海探望父母，陪父亲到外滩和人民广场。已经是73岁的退休老人了，出去时他坚持坐公共汽车，不打的。我们走了一天，唠了一路，十分劳累，从外滩回家时父亲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是我硬把他拉上了出租车。回到家，父亲非常气愤，冲我说：以后不允许你在我面前这样大手大脚。1998年他病重我到上海护理，在病床上他对我说：“看到你现在的工作和家庭都不错，我知道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多亏你当初没有听我的话。”，望着父亲苍老、消瘦的面容，握着他软弱无力的手，我流下了眼泪。
父亲是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人。我们家就在南湖大坝的下面，守着一个大浴场，父亲要求每个孩子都要学会游泳。小的时候看电影《前哨》，女特务上吊自杀的场面吓得我晚上不敢睡觉。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承受不了迫害，许多人跳湖自杀，使我对水有一种恐惧感。父亲以身示范，逼着我学习，当我刚刚学会“狗刨”，就让两个哥哥用绳子拉着我到深水区练习。在父亲的督导下，我学会了游泳。1979年我去南京上大学，临行前，父亲谆谆教育我：要学会独立生活，毕业后能留在南方更好，不要都聚到父母的身边。父母给不了你什么，将来要靠自己去努力。
我向父亲承诺：大学毕业工作后，我不会再要家里一分钱，以减轻父亲的压力，请父母不要再为我操心。1980年父亲出差到南京，我陪他去登紫金山。爬到半山腰，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怕父亲过于劳累，就劝他登到此吧，父亲坚持要登到山顶。在钟山之颠，我们看到了滚滚长江天际流，大桥横跨天险变通途，玄武湖畔轻舟荡漾，夕阳映射出万道彩霞。在紫金山天文台我们被热情接待，陪同参观，并就一些光学问题与我父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回到学院被请到系主任家做客，这些都让我亲身体验到了父亲在光学界的名望和地位，令我倍感荣耀和自豪。父亲以他渊博的知识和不停地学习精神感染着我，给我竖立了人生的典范和奋斗的坐标！
父亲是一个知恩图报、一生清贫的人。父亲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能够从广西桂林边上的深山里走出来，上大学并在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心中永远感激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的兄长，感激他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他总是尽可能地给予广西老家的亲属一点帮助。父亲曾设想在退休后，回老家承包一个荒山，种植果树，安度晚年。因为我们家人多，生活并不富裕，为了向老家人寄点钱的事，父亲和母亲不时也发生些争执。我小的时候，对父亲和老家的感情也不理解，因为三哥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入不了团，我还有些恨老家。当我长大以后，特别是成家有了孩子以后，我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
父亲希望叶落归根，1986年举家迁移到上海，准备过渡后回老家。搬家的时候，我们家是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到了上海也是如此，父亲睡的还是草垫子、木板床，沙发已经快成古董了。父亲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衣服很多都有补丁。1995年我到上海，在没有事先征求父亲意见的情况下，给父母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至今都记得当我拉着父亲来到图门路上的一家电器店，指着货架上一排新款彩色电视机问父亲喜欢哪一款？他的脸上露出了喜爱的淡淡笑容；在我要去付款时他坚决制止了，把我拽回了家。第二天背着父亲我再次走进了店里，让店商送货到家，虽然被吃惊的父亲一顿数落但我知道父亲看着电视机心里一定是高兴的。
生离死别：父亲在上海退休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享受了上海对老年人的医疗待遇，包括每年的定期身体检查。父亲晚年患前列腺炎很重，尿频尿急，经常要上厕所，出去散步都要去靠近厕所的地方。1995年我陪他散步时，父亲就不时感觉胃难受。1998年初，在每年的例行体检中，根据父亲胃痛的征兆，大夫做了胃镜检查，怀疑是癌变，取出活体做进一步分析，确诊是胃癌。这个结果无疑是晴天霹雳，使我们都陷入了悲伤的气氛之中。
下一步如何进行治疗，大夫认为父亲的癌症发现的早，应尽快切除病变组织，做不做手术成了家里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考虑到父亲已是76岁的老人，身体已经衰老，而且是在例行检查中确定的胃癌，我的意见是不做手术，采取保守治疗。因为做手术将使父亲的身体更虚弱，反而降低了身体的抵抗能力，而且从许多病例中得到的结果，即使做了手术，存活率也极低，大部分患者最后都去世了。二哥与我持相同的意见，但最后按照大夫的治疗方案，做手术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父亲被推入了手术室。
手术做的十分顺利，因为打开后，大夫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到了淋巴，已经没有全部切除的可能了，所以，在父亲的胃旁植入一根化疗棒后就缝合了伤口。手术后，父亲一直高烧不退，手术的伤口不愈合，吃药打针都不见成效。手术也使父亲对他的病有了了解，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压力，使父亲日渐消瘦，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尽快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
6月，父亲坚持要回长春，尽管大夫认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宜长途旅行。为了能减少父亲的行走，我们做了认真的准备，飞机降落后，我们进入机场，在飞机舷梯旁迎接父亲。可能是又回到了工作生活36年的长春，父亲的精神状态还不错，是自己拄着拐杖走下了飞机。为了能陪同父亲，和他一起度过这最后的一段时光，二哥一家从广州、三哥一家从上海都陆续赶到了长春。五个孩子，五个家庭，老少三代，共17口人，我们围在父母的身旁，在长春光机所的主楼前、净月潭的树林里、铁北的老房子留下了一张张照片，这是我们和父亲的最后留影。
父亲一天要我开车送他和老朋友见面，在光机所家属楼父亲和一些老同志一一见面，向他们倾诉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心里话，解释误会并和他们一一告别。父亲最后一次到了长春光机所，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研究室，此时，他已经不能行走上楼梯了，是大家把他抬上去的。研究室的领导向工作人员介绍：他是我们的老主任。父亲坐在车里，我们在光机所的院内慢慢地走了一圈，父亲不时要停下车，对他熟悉的地方深情地看上几眼。当我们从大门出来的时候，父亲无限眷恋地再次长时间的凝视着光机所的路西黄楼和从实验室里透出的灯光，哪里是他曾经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这里他几乎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结束了长春光机所的行程，出乎我的意料父亲要去我的单位见一见那位曾经被他拒绝赴宴的我的领导。我劝说父亲不必放在心上，况且人家已经升任厅领导了，事务繁忙就算了，但父亲坚持他的意见，并重申这是他长春此行一定要完成的事。我把车停在了单位楼前人民大街的辅路上，敲开了厅领导的门，老领导得知父亲来了很热情一再要请老人上来坐一会，我说父亲病重了，已经不能上楼拜见了，请领导下楼车前见一面。父亲伸出颤巍巍的双手握住了领导的手，表达了歉意并感谢了厅领导对我的栽培和照顾。在回来的路上，父亲如释重负陷入了睡眠之中。
当年在长春有个小有名气的治疗癌症的专家，前来就医的人络绎不绝，门前车水马龙，我们排了多时的队才得以看上。然而走进不大的诊室只不过是被问了问病情，号了号脉，拿到了一张上千元的药单而已。可以感觉到父亲对治疗已经彻底失望了，他的身体在迅速衰竭，病情在急剧恶化，必须尽快回上海住院治疗。他把五个子女叫到身边，回顾了他坎坷的一生，倾诉了他终生的遗憾，教导我们要好好做人，把下一代培养好，对母亲尽到孝心。第二天，父亲是坐在轮椅里被送上了回上海的飞机。
10月，我到上海护理父亲，他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对很多往事都失去了记忆。一个原来能谈古论今的老人已经和二、三岁的孩子一样，让我痛心疾首，让我感叹人生的艰辛和无奈。11月2日，在他76周岁生日的上午9点8分，父亲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没有了痛苦、没有了烦恼、没有了一切，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父亲去世后，他的好友发来了唁电：“顾去吾教授是长春光机所建所元老，为该所在物理光学方面的建树卓有贡献。他为人谦虚诚恳，为学兢兢业业，为同仁所爱戴，为后辈所师从。最近重返光机所，回忆旧地旧识，情意动人。”。“顾去吾先生是我国光学界老一辈知名学者，在物理光学、光学计量和光学加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人诚实，工作努力，值得我们学习。”。“老顾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昨天我出差回来，给他发了一信，他看不到了，哀哉！”。
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他的丧事从简，骨灰送回广西老家，安葬在他母亲的坟旁。处理完父亲的丧事，飞机载着我飞上了蓝天，望着翻滚变幻的白云，我知道这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婴儿呱呱落地，老人孤独离去，只有相对的静止而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只有美好的回忆而没有永不分离的亲人。这个世界对一个人来讲，只有暂时的拥有身份、地位、财产，而当人离开的时候，他一无所有，包括他的躯体。人活着是有形的动物，而死去就变成了无形的灵魂，夜晚浩瀚太空中眨眼的星星就是灵魂在与我们沟通。回到长春，看着熟悉的城市，我知道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讲，唯一不变的是我永远失去了父亲。
缅怀父亲：我是生在长春长在长春，小的时候对广西老家没有太多印象，工作以后也没有机会到广西出差，所以，一直没有到老家看一看，体验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那里的情。2004年11月借参加会议的机会，我走进了广西，来到了南宁，回到了父亲的出生地——北流六靖，认祖归宗，缅怀父亲，了却心愿，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父亲的理解。
11月6日早上从广州开车出发，在下午1点到达北流市。母亲在车上谈到和父亲认识的经历：解放前父母要爬山越岭90多华里到北流县城读高中，路上时间要两天一宿。一天，母亲和表姐在上学中途的隆盛住店时与父亲巧遇，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从此结下情缘。望着无声流淌的圭江和飞快闪过的青山、绿树和黄灿灿的水稻田，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求学青年在圭江边行走，在双头岭上眺望的身影。如果时间允许，我真想沿着父母走过的路，去体验父母当年求学的艰辛，去看一下父母相识的旅店遗址。站在双头岭上的公路旁，望着两侧陡峭的悬崖，我知道没有父亲当年的一步步攀登，没有他对科学的执意追求，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父亲的脚印留在了这青山绿水之间，也永远印在了我的心中。
翻过双头岭，在六靖短暂停留后，驱车去为父亲扫坟。下了公路，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前行，转过一个山角，正对面的半山腰上，一座用青砖砌成的成葫芦状的墓出现在视野里，哪是奶奶的坟。父亲的坟在奶奶的右上边，是一座土坟，我们兄妹铲草培土，在坟前点上蜡烛和香。对着父亲的坟我默默自语：父亲，小儿子来看你了，一缕缕的青烟是我对你无限思念，一声声的爆竹声是我对你动地呼唤。我想你听到了我对你说的话，看到了我流下的眼泪，你在对我微笑，你在对我点头。老父亲，儿子无才，虽然我没有能力完全继承你的遗愿，去完成你未了的心愿，但我会像你一样踏实做人，不失志向，追求理想，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以你为榜样，子子孙孙，前仆后继，让你含笑在九泉之下，安息在青山绿水之中，屹立在蓝天白云之上。
站在父亲的坟前回头望去，远处山峦叠嶂，群峰隐现；近处稻田层层，溪水潺潺。真可谓：柴门闻牛啼，泉水溪间流，翠竹河边摇，青松山坡立。我们围拢在父亲的坟前，追思他的生平。到顾氏祠堂时已经是漆黑的天色，只能在昏暗的灯光下祭祀列祖列宗。祠堂由3间屋子前后组成，中间是天井，最后一间摆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内墙上有父亲的亲笔题词。在蜡烛闪耀的火光和徐徐上升的香烟中，我们捐上钱款略表心意。在父母亲结婚居住的老屋里，我看着哪扇木门感慨万分，父母的结合孕育着我生命的开始。
第二天，我们到了大贤水库，父亲退休后，曾产生在这里承包一个荒岛，种植果树的想法。因为干旱，水库的水位降得很低，湖水泛绿。从水库下来，我们陪同母亲到爷爷的坟前祭祀，我和儿子的名字都已经刻在了碑上，按排位我在24位。到灵洞看了母亲家的老屋，祭祀了俞氏祠堂。在唯一一间保留下来且没有翻修过的老屋旁，我看到墙上还留着解放前的枪眼，剥落的墙土，露出里面的石块，老屋的建筑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很多。摸着老墙，我感叹人世间的沧桑，岁月的流逝。只可惜外婆居住的老屋刚刚被拆除，地基上是一堆砖瓦。母亲看到小时候坐过的门前乘凉石，50多年后的她又高兴地坐在了上边。
两天的行程，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追宗寻源。一个个70多岁的老人，一次次的握手寒暄，一位位列祖的灵位，一座座先人的坟墓，故去的，健在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是顾氏血脉把我们联在了一起。虽然我听不太懂老家的方言，但老家的一草一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顾氏家族一代一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的山水与先人同在，这里的土地养育着我的族人。虽然来去匆匆，但它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因为我的根在广西，在北流，在龙湾。
父亲从一个山里的孩子能考上大学，靠的是勤奋刻苦的学习和聪明的天赋，在事业上能产生闪光的构思，靠的是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敏锐的大脑，在光学界能得到尊重，靠的是谦逊诚恳的态度和高尚的人格，作为高级访问学者独自一个人到美国，靠的是雄厚渊博的知识和无畏的胆识。父亲深邃的思想、超凡的能力、严谨的作风、敬业的精神使他具备了冲击科学高峰的基础，他没有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这是他终生的遗憾。在我的眼中他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一生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望着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我感叹人生的艰难和辛酸，从出来就啼哭的婴儿到接受教育的青年，从参加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到晚年回顾一生带着许多遗憾，没有人一帆风顺，没有人不经历曲折和坎坷。成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即使付出了，很多人仍然默默无闻，大多数人都是在平凡中度过一生。父亲就像一颗流星，星光一闪而过，消失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但他终究划破了夜空，看到了一丝光明。父亲走了，他的精神还在，他的思想品质将激励我走好人生的路。我不能去完成父亲未尽的工作，愿我的下一代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能续写父亲的辉煌。父亲就是天上哪颗最亮的星，在引导前进的方向，时刻与我相伴。我想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代一代的耕耘，终有一天父亲的夙愿能够实现。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世纪之交，改革开放有了今天良好的社会环境，崇尚科学，尊重知识，时代为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创造了条件。我要认真做好生活中的每件事，积累人生阅历，实现自己的理想，回报父亲的养育之恩，用充实的人生让父亲开心，用成功的喜悦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赋予我生命，给了我信心，给了我智慧、给了我能力，我要加倍努力去实现心中长久的梦想：退休后静下心来埋头写作，用心斟酌，出版一本个人自传，让父亲为我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相信我能做到，因为我是顾去吾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