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常中午在餐馆帮忙，下午没什么客人时就背着画夹在市里闲逛，等到太阳落山，估摸餐馆里的人多起来，再赶回去帮着点菜收钱。那些日子，我常去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转悠，虽叫国家美术馆，却仅两层楼高，分成五六个展厅，远比不上北京那些大气磅礴的博物馆。但展馆闹中取静，装修也算雅致，一楼展出一些大家之作的复制品，二楼则是一些本土画家的画作。有一天我带着速写本在美术馆里找灵感，恰好遇到二楼正中的展厅在筹备新的展览，一位印度男子正跟着工作人员忙前忙后。见到我这张亚洲面孔时，他停下手里的工作，走到我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你知道甘地吗？”他二三十岁，身材矮矮胖胖，头发软塌塌地贴在脑门上，两撇小胡子往外翘着，像极了好莱坞喜剧里的配角演员。我操着磕磕绊绊的英文说：“知道啊，他在中国也很有名。”印度人一下高兴起来，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他是来自印度的画家，正打算在这里举办甘地主题的个展，如果我有空的话请一定来看。他指着我手里的速写本问道：“你也是来这里办展的艺术家吗？”我脸一下红了起来。
我暗自苦笑，如果能办一场画展，哪怕是在这样小的美术馆里，也会心满意足吧。今年生活极为不顺，年初父亲病危，我的飞机因为大雪被困在机场十几个小时，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回北京不久后，苦撑了三年的美术工作室也终于关了门。紧接着，女朋友和一个开奥迪的哥们儿好上了，连分手都是用微信通知我的。我躲在出租屋的厕所里抽了三天烟，青色的烟雾扭动着浮到半空，呛出了一脸的鼻涕眼泪。我退掉了房子，家里的东西能卖的就卖，不能卖的就扔掉，然后带着很少的行李，以埃塞俄比亚为起点，一路向南晃荡到了津巴布韦。用文艺青年的话讲，这叫自我放逐；用我的话来说，这叫穷途末路，听天由命吧。
当晚在餐馆吃饭时，小丽的老公John也在。他身高少说有一米九，脸庞方方正正，一丛小脏辫朝四面八方支棱着。John本名不是John，是他本民族的一个名字，写出来是很长一串字母，发音时仿佛有只松鼠在嘴巴里跳动。别说其他人，就连小丽都叫不出他的本名，因此他逢人便只用英文名来介绍自己了。John在沈阳留学多年，一口东北话惊艳四方，听我无意中说起在美术馆与印度人的偶遇时，他眼前一亮，“我叔叔生前在津巴布韦是著名画家，美术馆里现在还在展出他的作品呢。”我问他叔叔叫什么，他又报出了一串发音奇特的名字，我满头雾水，自是无从知晓哪幅画是叔叔的杰作了。楚老板沉吟半晌，猛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认识一些美术馆的人，说不定真能帮你在这儿办成一场画展！”他和John把我的速写翻得哗啦作响，发出起起伏伏的惊叹。对于这些话，我自是没往心里去的，且不说他们津巴布韦人夸人不打草稿，最重要的是，美术馆再小也是国家美术馆，我们不能这么看不起人家啊。
楚老板虽常邀请中国人来餐厅大快朵颐，但久而久之我发现，他从未邀请谁去过他家里，连跟在他身边这么多年的小丽，也不曾知道他家里的模样。有那么几次他喝醉了酒，朋友将他一路搀扶回家，结果离家还剩几百米时他猛然清醒过来，拼了命也要自己走回去。还有一次楚老板急着去机场接一伙商务考察团，偏偏公文包落在了家中，他宁可连闯三个红灯，再逆行一整条街赶回家中取，也决不肯让当时就在附近的小丽帮忙送来。小丽说除了他家中的两个保姆，就只有楚老板的舅舅去过他家了。
也许这个所谓的舅舅，就是楚老板在津巴布韦唯一的亲人。他时常去舅舅那里喝茶，去之前务必要换好笔挺西服，挑一方真丝手帕小心折好塞进上衣口袋，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玲珑剔透的牛角梳，对着镜子将头发理得纹丝不乱。一切准备就绪后，再从柜子里翻出一包上好铁观音，亲自驱车拜访。“他舅舅肯定是个特别严肃的人。”目送楚老板离开后，我趴在收银台上和小丽闲聊。“楚老板非常敬重这个舅舅，若没有舅舅，他绝不会过上今天的生活。”听小丽讲，楚老板年轻时在一家国有木材厂上班，是名普通工人，有天上班时被滚落下来的原木砸到了腿，从此就留下了残疾。工作是做不成了，木材厂也只给一点工伤补贴，他心一横，干脆带着全部家当来到津巴布韦，投靠了当时在哈拉雷投资建鞋厂的舅舅。那时津巴布韦刚独立十几年，政局稳定，贸易开放，对投资者来说简直是块肥肉。楚老板来了后，先是在舅舅的鞋厂帮忙，等赚了一些钱后就壮着胆子离开鞋厂，开起了餐馆和赌场。除了津巴布韦前些年的大通胀让人有点头疼，楚老板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近几年到非洲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他又抓住商机，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小丽也是这个时候嫁到非洲来，成为了他的员工。
除此之外，我们对楚老板的私生活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甚至不知道在国内他是否还有亲人联系着。他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神采飞扬，有那么几次，旁人有意无意问起他的家人，他都是熟练地岔开话题，滔滔不绝讲起了他在非洲的创业史。我猜这样充满激情的生意人，大概无暇向往冲淡平和的家庭生活吧，婚姻之于他来讲，说不定也是累赘。直到有一天，他兴冲冲地跟我们说，他在国内读大学的儿子放寒假了，打算来非洲看他。我和小丽惊得松掉了下巴，这才知道原来他曾结过婚，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儿子。
之后几天，楚老板一有时间就在网上浏览国内新闻，看时下最热的偶像剧，听一些连我都不知道的年轻歌手。他甚至找小丽帮他恶补口语，“在非洲待了太久，说英语都是本地味儿了，不如国内年轻人说得漂亮啊，听说现在的孩子还挺在乎口音的。”
我从未见他如此紧张过，那副谨小慎微又兴高采烈的模样，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我不由得心里一酸，趁着餐馆不忙，便背着画夹去查庞古石雕公园散心。
公园过于简陋，无人修剪的草木野蛮生长着。草地上随意摆着大大小小的石雕，有人物，有动物，有抽象派，也有写实派。石雕艺人们穿着粗布工作服，各自占据公园一角打磨原石。这里大概聚集了十几名手工艺人，年轻的仅二十岁，最老的已经六十多岁了，在征得了老者的同意后，我坐在树下，调整好位置，画起了刻石雕的老人。怎知铅笔一落到纸上就不听使唤，每一笔下去，画的不是眼前人，根根线条勾勒的全是已故的父亲。手指的关节，头发的弧度，皮肤的纹理，衣服的褶皱……我一路画上去，那些微小细节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格外清晰起来。最后铅笔停留在人物的脸上，我画了画眼睛，感觉不大对劲儿，便用橡皮擦掉了，又画了鼻子，还是觉得别扭。再去记忆里寻找，在成堆清晰可感的细节里，父亲的脸竟然变得如此模糊，模糊得好像是混进一桶水里的一滴颜料。我久久地盯着这幅没有五官的肖像，最终扣上了画夹。
凉风在一座座石雕摆件中穿梭来去，猛一抬头，才发现紫薇花已凋谢了大半。不知不觉，我来到这个国家已经一个月了。
转自one：@李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