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死于自杀。
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与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里，双双服毒身亡。
这个结局，我是在爱上他的小说之后才知道的。为他痛心，也很不解——他笔下的文字，处处流露出他对生活的激情和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他怎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呢？
直到我读了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从此，更加为他痛心，也更忍不了那些误以为“他是软弱怯懦之辈”的批评，和所谓“他应该再乐观点、再坚强点，balabala”的说教。
菲茨杰拉德说得好：
“在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他对我说，‘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
翻译成中国人的大白话，其实就是：“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回到一个人所处的历史情境，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一个人。
批评、教训茨威格的人，又何曾经历过他那样高开低落、跌宕起伏的一生。
茨威格的故事，开始于19世纪末的欧洲。
那时的欧洲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对中国人而言，半个世纪动荡屈辱不休，甲午一战败于日本，戊戌变法胎死腹中，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哪儿看得见什么“希望”、“前景”？
但是，对欧洲人来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数十年远离战争的安稳生活，让人们相信：战争，只不过是野蛮时代的遗迹。从今往后，和平会永永远远持续下去。
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着新的奇迹。全体欧洲人，好像登上了一列驶向光明和进步的列车，人人喜笑颜开、志得意满，对未来的前景笃信不疑。
电灯，电报，电话，汽车，飞机，自来水，排污系统……
更迅捷，更舒适，更卫生，更健康，更人道，更富裕……
出身“优裕的犹太中产阶级”，茨威格天然享有着时代所赋予的一切。
他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长大成人，深深浸润在欧洲文化的精华之中。他衣着得体、彬彬有礼；他说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他在曾首演过《费加罗的婚礼》的城堡剧院里，观看他人生的第一部戏；他在肖邦、李斯特曾演奏过的音乐厅里，学会欣赏钢琴曲。
从中学时代起，他就纵情挥洒对文学和艺术的热忱。他写诗，出版诗集；他大学尚未毕业，就在享有崇高声望的《新自由报》上发表文章；他留学柏林，游历巴黎、伦敦、罗马、布鲁塞尔、巴塞罗那、哥本哈根；他年纪轻轻，就受邀为当时最著名的德语演员创作剧本……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当一个人见识了光辉灿烂的19世纪的欧洲，他会对20世纪的欧洲抱有什么样的预期？
当一个人度过了如此绚丽的前半生，他会对后半生抱有什么样的预期？
意气风发的茨威格的确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他的人生也会越来越好——因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一切推理、预期、迷梦都击得粉碎。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百周年。
西方国家把它当作一个大事件来纪念，而我们却无动于衷，没有什么感觉。——这不奇怪。在一个中国人眼里，一战完全不能跟二战相提并论。一战前的中国是“很糟”，一战后的中国“也很糟”，看不出一战有多么重要。
但对西方人来说，一战才是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
它令人震惊，它动摇人们关于“进步”的信念，它是一记闷棍，敲在所有自诩为“文明人”的后脑勺上。可以说，二战是一战的延续，冷战是二战的余波。20世纪的残酷面目，是由一战揭开面纱；“文明世界”开始崩坏，也是以一战为起点。
有个笑话说（据说是真的），一战期间，一位西方人类学家正在食人族部落里做研究。他告诉部落首领说：欧洲正在开战，已经杀了好几百万人。
部落首领问：杀这么多人，你们吃得完吗？
人类学家说：不，欧洲人不吃人。
食人族首领很惊讶：不吃，干嘛杀这么多人？你们欧洲人好野蛮。
茨威格的惊讶，恐怕不亚于食人族首领。
1914年6月，费迪南德皇储遇刺的消息传来，他正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假。
餐馆里的音乐戛然而止，人们低声议论着这个消息。但不久，音乐就再度响起来，美好的夏天仍在继续——没人把它当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皇储根本不受人爱戴”，许多奥地利人甚至暗暗高兴，更受欢迎的卡尔大公爵将成为他们的新皇储。
茨威格按照原定计划，前往比利时的一处海滨浴场。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形势急转直下——各国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纷纷宣称自己的国家代表了正义、理性和秩序，宣称别国应该受到惩罚。成千上万受鼓动的青年，满怀爱国激情，登上了开往前线的火车。
一转眼，比利时成了“敌国”。
一转眼，无论本国的、“敌国”的、“盟国”的年轻人，被无差别地塞进了现代战争的绞肉机……
原先乐观、骄傲的欧洲人，很快被这场战争的残酷性惊呆了。原来的“正义”好像没那么正义了，原来的“慷慨激昂”也开始变得荒谬可笑。
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技术的进步不仅能改善人的生活，还能提高杀人的效率！经过黄金时代的积累和发展，他们并没有变得更文明，而是更擅长毁灭文明了。
茨威格所深爱的欧洲文化，竟然结出了这样的果子——不只是他，所有欧洲人内心最深层的信念，都被震撼了、动摇了。
1918年，一战结束。茨威格隐居萨尔茨堡，埋头写作。
就在他的身边，人们忍受着战后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试着从创伤中恢复。
渐渐地，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也恢复了。许多人开始认为，一战的爆发只是个偶然事件。掌权者们只是一时丧失了理智，普罗大众也只是一时被蒙蔽了眼睛。类似的悲剧，绝不会再度发生——毕竟，一切都已经太坏了，绝不可能更坏了。
这个时期，茨威格的写作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声誉。他到意大利、法国、美国、俄国等地旅行，发表演讲，结识名流。他和罗曼·罗兰、高尔基、弗洛伊德等人，都成了好朋友。
他后来回忆说，“战后那几年国泰民安的岁月”，恢复了他“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创作之余，他又拾起了从少年时就有的爱好——收藏名人手稿。达·芬奇、歌德、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部分手稿，都被他纳入珍藏。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就在所有人都重树信心、放松警惕的时候，希特勒崛起了。
纳粹的暴行步步升级。局势每恶化一步，乐观派们都自我安慰说：不可能更坏了。接着，他们再次被啪啪打脸。
茨威格警觉到：他的犹太人身份正在变成一种危险。他的书被禁毁，他的戏被禁演。平常来往的熟人，都在小心地保持距离，撇清嫌疑。
1934年2月的一天，奥地利警察闯进他的家，搜查子虚乌有的“武器”。茨威格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当天晚上，他把最重要的文件打包，并决定从此长期生活在国外。
从历史的后视镜里往回看，茨威格是明智的。
他放弃了萨尔茨堡的家，放弃了数十年的珍藏，放弃了深深眷恋的故土，但他保全了生命、尊严和自由。
1937年秋天，茨威格最后一次回到奥地利。他发现，维也纳的朋友们仍然那般无忧无虑：
“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进行社交（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不久就会穿上集中营的囚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居（没有人预料到：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
茨威格曾经非常喜欢维也纳人的无忧无虑，但这一次，他为那种无忧无虑感到痛心。
他说服不了任何人，他的警告都被一笑置之。——是啊，在厄运尚未降临的时候，又有谁能肯定：究竟，是他的朋友顽固不化，还是他自己杞人忧天呢？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瞬间堕入地狱。
茨威格回忆说：
“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仿佛每天都听到尖叫的呼救声从祖国传来；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
随着奥地利沦陷，茨威格失去护照，成了一名流亡者。几天前，他还是个有身份的绅士，在各国都被奉为上宾。可现在，他坐在长凳上，等候英国官员给他颁发一本外国人居住证。
大批犹太难民涌入英国。他们早已被洗劫一空，有如惊弓之鸟。
伦敦的旅行社挤满了居留许可到期的人——他们曾经是商人、地主、音乐家、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可现在，他们拖着自己仅剩的一点破烂，愿意漂洋过海去任何地方。茨威格遇到的一位旧相识说：“有谁今天还会问我们想去哪里？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去哪里。”
这个时候，英国人还在努力“争取和平”，幻想能和希特勒对话。
和希特勒对话——这件事，今天说起来很可笑、很愚蠢，但那是因为“希特勒”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希特勒是个什么人。而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始终抱着幻想，就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1939年9月，在一次又一次上当受骗之后，英国终于对德宣战。
茨威格为欧洲的前途担忧，一战的可怕景象还历历在目，又一次更大的毁坏来了。同时，他也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无奈和孤独”——在祖国，他被划为“犹太人”，受歧视，受驱逐；而在宣战后的英国，他又被划为“来自敌国的人”，受到排挤和孤立。
流亡美洲的最后岁月，茨威格紧张地写作这本回忆录，仿佛有个时钟正在滴答滴答为他倒计时。他的手稿、文件、记录都丢失了，他只能凭借回忆重返欧洲——他深爱的“昨日的世界”。
此时，他已六十多了。他青年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全部信念，都已崩塌了。
欧洲代表不了文明和进步。文化也不一定能战胜本能。他开始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野蛮残酷和原始的毁灭冲动在人们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
他曾经认为，文化人可以用笔影响大众，继而影响世界。可现在，他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他是个“世界公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欧洲各国，一次次被狂热的爱国主义拖入深渊。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茨威格说，“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他失去了耐心。
我不忍心责怪他。他所珍视的一切都已经荡然无存。
我甚至有一点点庆幸。他不用知道他的亲友们在集中营里的最后结局。
合上他的最后一本书，我心里百味杂陈——同情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给了他们太多教训，非要把他们变聪明。我也暗暗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足够幸运，可以永远天真，永远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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