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我凉凉地起来。大概窗户没有关好，入秋之后冷得特别早，冷气像一群鱼在我周围游来游去。我赤裸着身子，借着一丝斜射进来的月光看了看正在熟睡的妻子。她是我的女人，从头到尾都很女人的那种女人，有一双粗糙的手和一颗柔软的心。既会像个小市民一样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然后做菜给我吃，又会像个温柔的情人在我皱眉头的时候安慰我。我有点冷得发抖，摸索了大半天才找到内衣内裤，它们还是潮湿的。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一件一件将内衣穿好，先是内裤，再是内衣。这里面自有它的一套程序，就像某种仪式，最先遮蔽的必须是隐私，难道不是吗。
儿子在他的小床上熟睡。整个家只有我醒着。我想我必须做点醒着的人该做的事，困意尚浓，于是我想抽烟。我不能点灯，擦一根火柴就能照亮整个房间。这样会让他们醒来，为我的早醒感到不安。我在黑暗中摸索，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黑暗中有很多东西，它们原本就在这里，但是你看不见，就得用手去摸。声音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经验和记忆才能帮助你尽可能地减少声音的出现。我先凭感觉摸到了盛烟丝的袋子，然后摸到了搁在橱窗里的烟斗。我当然不能擦火柴点着它们，理由我已经说过了。我要去厨房，炉子里还有封好的炭火。从卧室到厨房有很长一段路，它们也在黑暗中。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轻轻打开炉盖，用火钳挑了一块炭火出来，把烟点着。
厨房实在是太冷了。我抽着烟，封好炉灰。回到卧室。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和烟的作用，我已经没有一点睡意。坐在书桌前抽烟，看着窗外那一点微弱的月光下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尖顶钟楼的剪影，它们是那么恐怖。如果你不是本地人，一定不知道为什么钟楼会让我恐惧。
先来说说我的这个地方。它叫梅勒，离拿波里很近，但拿波里名声比它大多了。我们这里只有钟楼，无数个钟楼。从圣本笃时期开始,这里有了第一座修道院。教士们需要一座钟楼，于是有了第一座钟楼。因为有了修道院，不断有虔诚的信徒远远地赶到这里，来瞻仰收藏在修道院的圣物，据说是耶稣的真裹尸布的一小片。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个笑话，几百年过去了，各地声称拥有的真裹尸布加起来已经足以织成几十张床单，耶稣一定不是一条鲸鱼。可是谁也不能说我们梅勒修道院的真裹尸布是假的，他们没有证据。朝圣者赞叹我们的钟楼漂亮，于是他们的目的变了，看一块不辨真假的裹尸布和参观一座宏伟的钟楼哪个更有意义呢？自从有了第一座钟楼，我们这里来了不少游客，冷清清的梅勒稍微有了一些人气。后来执政官换了，他比从前那个更虔诚，也更愚蠢，他搞了第二座钟楼，比第一座要高好几层，可是他太缺乏想象力，第二座钟楼几乎完全是第一座的放大了的复制品，连一个屋顶都没有改动。但是这是有效的，果然又来了一些信徒来瞻仰这座新建成的更宏伟的钟楼，我们梅勒更加热闹了一些，这就是他的政绩。执政官也是人，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也有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几座钟楼就设计得颇为漂亮，我还经常上去走走，登高远眺的感觉是美好的。几百年来，执政官换来换去，但是建立钟楼似乎已经成了执政官们的传统，于是梅勒拥有了几百座高低起伏新旧不一的钟楼。梅勒变得小有名气，在整个欧洲，只要提到梅勒，大家都用“钟楼之都”来称呼它，我们成了一座历史古迹名城。
现在说说恐惧。几年前开始，梅勒出现了一个钟楼射手。他在几百座钟楼的某一座顶端朝路人毫无目的地狙击。随时就有人无声无息被子弹击中，倒下，出血，然后身亡。这个钟楼射手很聪明。因为不管钟楼高低，只要到了楼顶，就有了一个可以360度环视的制高点，比方说50米的钟楼，目力所及的范围是100米，那么只要到100米开外，80米的钟楼也难以阻挡它的有效距离。 狙击手可以在这100米以内的任何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开枪，没有目的地狙击他想让他送命的任何人。开始警察还忙了一阵子，到处搜捕，可是钟楼实在太多了，如果给每个钟楼配一个警察，整个梅勒的人口加起来都不够。警察们只好逐个搜查。射手实在很狡猾，他在任何一个钟楼都可以狙击。当你搜到第一座，第二座，从第三座下来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又回到了第一座。所以，狙击事件每天仍在发生，每天有人被突如其来的子弹射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整个城市的钟楼都是恐惧的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狙击的来源：拆掉所有的钟楼。这可能吗？没有钟楼的钟楼之都。刚开始大家都不敢出门，因为怕死。但是我们要买吃的，用的，要上班，今天你不出门，明天就会被开除，一家老小都得饿死。我是梅勒的市场稽查员，每天要巡视污水横流的菜场和水产摊，我也害怕。但是时间久了，大家把被狙击当成了家常便饭，每个人都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人们冒死上街，看起来就像我们冒死热爱生活。狙击手依然毫无蛛丝马迹，警察们徒劳无功，活像一群废物。
于是梅勒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每个人走路都贴着墙根走，大马路上生满了青苔，墙壁却被摩擦得锃亮。餐馆里靠窗的位置一定是没有人坐的，因为有一天一枚子弹破窗而入，击中了市长手中的咖啡杯，只剩一个杯柄在他手里，咖啡溅得到处都是，市长吓的尿了裤子，可是他坚称那是溅在裤子上的咖啡。我们都笑话他，但是他是值得原谅的。人们开始互相怀疑，警察们怀疑另外一些警察，警察们怀疑每一个路人，路人怀疑每一个路人，甚至家人开始怀疑家人。我也怀疑过我的妻子，她看起来是个普通妇女，可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呢？我想象中，我一出门她就穿上全套装束，背好步枪悄悄溜出去。尽管这不太可能，但是现实中这种可能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不知道这种怀疑有什么意义，也许它没什么意义，但是让我们所有人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距离感，这比毫无理由的信任感要踏实得多。但是这不重要。
天就要亮了，我看见了微蓝的天光。烟还剩一点。我决定抽完这斗烟就出门，继续做我的稽查员。这时候她醒了，穿好衣服，下床。
“你什么时候醒的？”
“很久了，有点冷。”
“是啊，有点冷。我给你找件厚点的斗篷吧。”
“行啊。可是我怕污水弄脏斗篷，我只有一件。过节还要穿。”
“那就换件大衣，成吗？”她翻开柜子给我找大衣，扔在床上，然后她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开始干家务活。打扫房间，叠被子，烧水。
我穿好大衣，马裤和袜子，还带了花领圈，这样才能把我和那些鱼贩子区别开来。我开始穿皮鞋，准备出门。
儿子还在熟睡。她一边收拾家当一边说，“回来的时候看见新鲜的鲑鱼买几条吧，灯油和肥皂也快没有了。”
这时我已系好了鞋带，打开了门把手，忽然一种悲壮感在我心里冉冉上升。
“万一，我是说万一。今天要是我回不来呢？”
她停下手中的活，片刻，她假装没听见，继续收拾她手里的活计。
“要买的的东西就这么多？”
“就这些吧。”
我拿好手杖，从门里出去，再重重地把门关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