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河洛文明（2021修改版）前言欢迎大家参观洛阳博物馆，我们现在位于的是一楼基本陈列——河洛文明展。这是2011年全国十大精品陈列之一，展示面积4354平方米，展出文物1696件。展览共分为三个展厅，第一展厅是史前夏商周时期，第二展厅是汉魏时期，第三展厅是隋唐五代北宋时期。在序厅部分主要向大家介绍洛阳的历史概况。河洛，指的是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这一片区域。“河洛”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他曾记载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里负山抱河，四季分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左思在《三都赋》中写到：“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自夏朝开始，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它们是：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多年，所以，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早、建都时间最长，朝代最多的城市，有“十三朝古都”的美誉。厚重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物宝藏和历史文化遗存。上方的河洛地区古代都城形势图向我们展示了目前在洛阳境内已探明的五座古代都城遗址。我们可以看到沿洛河两岸东西绵延四十公里的范围内，依次分布着偃师商城遗址、夏都二里头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和东周王城遗址，它们的分布范围如此之密集，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在史学界有“五都荟洛”之称。古都洛阳用不曾间断的时间脉络向我们完整的展示了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10世纪之间的中国历史，因此，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经这样由衷的称赞过“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史前时期

首先我们进入的是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指的是从人类起源一直到农业产生这一段漫长的岁月，大约距今300万~1万年前，以打制石器为物质文明标志。在第一组展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件纳玛象的象牙化石。这件化石是1959年洛阳修建中州渠时出土的，全长2.4米。纳玛象生活在距今5万~20万年前，主要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水草繁茂的环境，而这件化石的年代大约在10万年以上。右边还有一截多年生木本植物的化石，以及鸵鸟蛋和水龟化石，前方看到的是砍砸器和刮削器，它们都属于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这些文物遗存共同向我们证明了，在远古时代，洛阳地区的气候与现在不同，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曾经生长着高大的植被，也生活着像大象、鸵鸟等这样的热带动物，非常适合原始先民们在这里进行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具非常完整的诺氏古菱齿象化石，它1994年出土于洛阳华阳饭店附近。古菱齿象生活在距今3到5万年前地质时期的更新世晚期。我们面前这组体型庞大的化石经过复原长5.7米，高2.8米，但根据专家测算，它仅仅是一头3~5岁的幼年小象。中原一直以来都与大象关系密切，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发现的古代遗存中都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河南省的简称“豫”字的右半边，就是一个“象”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豫”：“豫，象之大者”。意思是在中原地区生活着体型庞大的大象且数量比较多，同时也有景象盛大美好的意思。

  随着磨制石器的发明与使用，农耕、畜牧的出现，以及陶器的发明与烧制，人类历史从旧石器时代迈入了新时期时代。迄今为止，在洛阳地区已经发现了多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遗址。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裴李岗文化。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习惯以遗址首次发现地的小地名作为名称。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属于距今约8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类型。前方看到是一组石磨盘和石磨棒，都是磨制石器，它们是为粮食脱壳所使用的。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文化类型，因最早发现于豫西地区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7000~5000年。仰韶时期制陶工艺已相当成熟，运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彩陶器。泥条盘筑法指的是制作时先把泥料搓成长条，然后按器型的要求从下向上盘筑成型，再用手或简单的工具将内外修饰抹平。陶坯制成后,用天然的矿物质颜料在其表面描绘图案,然后入窑烧制成器，称为彩陶。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原始艺术形式，仰韶文化也叫“彩陶文化”。

这件是小口尖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小口尖底瓶内提取到的沉淀残留物进行化学分析，已经证明小口尖底瓶是仰韶时期的酿酒器。由于当时酿酒技术有限，酒中的酒精含量较低，小口的设计可以减少酒水和空气的接触面，利于形成密闭空间，在防止腐败的同时又能减少酒精的挥发。酒中的颗粒物沉淀至尖底，方便澄清液体。小口尖底瓶是中国最早的酿酒器之一。

仰韶文化早期流行一种葬俗——二次葬。二次葬指的是在人死后先放置一个地方,或是用土掩埋,待尸身腐烂以后,再迁到另一个地方举行第二次埋葬。伊川缸便是仰韶文化较为典型的二次葬具。伊川缸因1959年首次在洛阳伊川县发现而得名。在伊川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就是图板上所展示的绘有颧鱼石斧图的伊川缸。它1980年出土于临汝阎村遗址，通高47厘米。左侧为颧鸟衔鱼，右侧为带柄的石斧。有学者认为颧、鱼很可能代表古人崇拜的神灵，斧表示武器或者劳动工具。原始画师为表现鹳的轻柔白羽，将鹳身涂白色，石斧和鱼则以简练、流畅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再填充色彩，犹如后世中国画"填色"画法，被认为是中国画的雏形。原件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这组展柜中除了彩陶盆、彩陶罐等纹饰精美的彩陶器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件体型小巧造型独特的红陶器，它是陶火种器，它呈束腰筒形，顶部有小口，腹部有两个对称的圆孔，底部也有一孔，表面装饰有拍印竖绳纹。陶火种器可能有多种功用，其中之一是保存火种。大致的原理应该是通过调整火炭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从而控制火种的燃烧情况。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陶火种器的出现也给数千年前的人们带来了更大的便利。

龙山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分布比较广泛，因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500多年。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和灰陶。黑陶制作采用的是封窑技术，使陶器在窑口被封住的情况下继续高温加热，窑内空气中的黑色物质附着在器壁表面，从而使陶器形成黑色或灰色。区别于仰韶的彩陶，龙山文化以黑陶和灰陶为特征，所以龙山文化也称“黑陶文化”。

我展柜中间区域的这两件黑陶器，器形比较独特，分别是陶鬲和陶甑，它们都是炊具。陶鬲下方为三只袋状足，内部中空，可以直接放置在火焰上加热煮食，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使用的“锅”。陶甑底部有多个镂空的圆孔，可将食物放入甑中，再将甑放于盛有清水的陶鬲上用来蒸煮食物。

在它的旁边是黑陶镂空高柄豆，形制规整，造型典雅。黑陶镂空高柄豆下方为一喇叭形托柄，其上装饰有圆形镂空图案，上方是一托盘。古人将食物放置盘中，席地而坐，下方的高柄将托盘垫高，方便取食，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豆形器，得名于甲骨文中的豆字，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容器，商周时期逐渐成为专门盛放肉酱和腌菜类佐味品的容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件骨针，一件长10.8厘米，另一件长3厘米。两件骨针出土时都装在长13.5厘米、以动物肢骨制成的骨管中。骨针的形制与今天的钢针没有区别，可见当时人们制作加工工艺之高超。龙山时期的陶器，相较于之前，器形更为规整，有的陶器器壁也薄了许多，比如我们在展柜最右侧看到的这件黑陶曲腹杯，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采用“轮制法”制作陶器，制作时将泥料放于轮盘之上，利用轮盘的旋转，用双手将泥料拉成陶器坯体。采用“轮制法”制作的陶器，特点是规整匀薄并且便于修整。轮制法的发明，是制陶工艺的一大进步。

夏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有记载的三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时代的成人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迈上前方的缓坡，我们就走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首先我们脚下看到的是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沙盘模型。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偃师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前1500年，著名的“二里头文化”也由此而得名。二里头遗址于1959年社科院考古学家徐旭生教授在探查“夏墟”时发现的，到今天经过60余年70余次的科学考古发掘，华夏民族一段三千多年前的辉煌历史，以及多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考古“之最”在二里头遗址揭晓，这里发现了----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绿松石制作作坊，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通过沙盘也可以看到有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宫城区的明确规划，而规划性又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最早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划与其一脉相承。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有“超级国宝”之称的绿松石龙形器。在2002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3号基址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葬，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1件绿松石龙形器，它的墓主人为一名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通过沙盘中的复制件可以看到，绿松石龙形器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到胯骨处。它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总长度约64.5厘米，，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有0.1厘米，这些绿松石片原本应是粘嵌在现以腐朽的木、革之类的有机物上的。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1  有学者认为随葬绿松石龙的贵族为宗庙管理人员，而绿松石龙形器则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2 有学者认为龙形器是早期的旌旗，为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族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旗”与“铃”对举，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

也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堪称华夏第一龙。该龙的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4月中旬，许宏队长他们判断这应是一座身份较高的二里头文化贵族墓。他们先是在墓主人腰部的铜铃下发现了一些绿松石片露头，这些绿松片似乎镶嵌组合在一起，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器物的局部。许宏队长决定把整个墓整体套箱提取回室内以后再细细清理。他先清理出相当于后来“龙”身的部位大约30厘米长的一部分，顺着绿松石片的走向，找出可能的分布长度和范围后，整体套箱提取回了室内。夏绿松石龙形器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夏绿松石龙形器的头向、腰铃及尾端下方的绿松石条形饰，都有特殊寓意。“头向西北”寓意飞向天宫。该绿松石龙形图案呈“头向西北，尾向东南”腾跃升天状，是中国古代“乘龙升天”观念的反映。铜铃可传达神灵的告示。《说文·金部》：“铃，令丁也。”段玉裁注：“铃，古谓之丁宁，汉谓之令丁。”是“铃”本名丁宁。《汉书·谷永传》说：“以丁宁阶下。”颜师古注：“丁宁谓再三告示也。”是“铃”声有“再三告示”之义。这说明巫师在祭祀或做法时，可暗中摇动绿松石龙形器，使铜铃发出声响以传达祖先神灵“再三告示”的旨意，这就是夏绿松石龙形器腰间系以铜铃的原因。夏绿松石龙形器尾端下方的绿松石条形饰，则是田地的象征。）））））

在前方区域，我们来了解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其他珍贵文物。首先是陶鼎，鼎的作用是先民烹煮肉食的炊具。我们面前的这件陶鼎的材质是夹砂灰陶。就是在陶土中混入一定量的砂粒或者其他碎屑，这样陶坯在烧制和二次加热的过程中就不易发生开裂或者变形。这件陶鼎器型周正，鼓腹，圆底，三足装饰有指捏纹，鼎身装饰有绳纹，绕器体有六道堆纹，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

在展板中我们看到的是绿松石制品的文物。在二里头时代，绿松石制品与玉器一样，它的使用范围只限于贵族阶层，具有身份等级象征的意义。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制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管、珠之类的生活装饰品，另一类是用于铜器、漆木器上的镶嵌制品。并且在考古发掘中专家在宫殿区以南发现了绿松石制作作坊，宫城内的某些区域也发现绿松石成品、半成品、石料等，这表明绿松石器的生产制作可能是在王室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

旁边展柜中可以看到有白陶鬹、白陶爵，白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是贵族专属，它们是用富含氧化铝而且铁的成分较少的高岭土烧制而成，二里头所在的洛阳以东的巩义，就是高岭土的重要产地。白陶鬹、白陶爵作为酒礼器，也向我们反映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正所谓“礼以酒成”，而有酒则有酒器，酒器就是承载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       

商（公元前1600～前1046）

商原本是夏王朝的属国，因商人始祖契在大禹治水时有功而被赐姓子氏并受封于商地，都城被称为“南亳”，即今天的河南商丘。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都于西亳，《汉书·地理志》、《春秋繁露》《帝王世纪》及《史记·殷本纪》等史料中都有关于商汤灭夏之后建都于西亳，也就是今天的偃师商城。作为被学术界公认为夏、商分界的重要城址，洛阳的偃师商城遗址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在。洛阳的偃师商城遗址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在。偃师商城南北长1700米，北部较宽，南部较窄，最北部1215米，南部740米，面积190万平方米。偃师商城先构建南部的小城，后又在小城基础上扩建了大城。在偃师商城时期，不仅有了前朝后寝的区别，更出现了择中建立宫室左右对称的布局理念，作为与二里头遗址有着一脉相承的设计规划，偃师商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此后几千年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

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纹饰精美，器形雄健、生动，其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铜器制作主要采用合范铸造法，分铸焊接等技术制作复杂器物趋于成熟。显示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商代开始出现大批精美的青铜酒器和兵器。面前展示的是商代时人们经常使用的，有斝、爵、觚gu，甗yan还有青铜兵器戈等。

这件商代的子申父己铜鼎因腹部内壁有“子申父己”四字铭文而得名。“子”有可能是商代王族的姓氏，也有可能是爵位，而据文献记载夏商王族多以天干命名，也就是说，这是子申为他的父辈“己”所制作的一件青铜鼎。铜鼎腹部装饰蝉纹，足部扁平，每个足都是玄鸟的形态。鸟纹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一种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天帝发令给神燕，生契建商降人间。天命玄鸟，其原文出自《诗经·商颂·玄鸟》，据说，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与别人外出洗澡时看到一枚鸟蛋，简狄吞下去后，怀孕生下了契，契就是商的始祖。《史记.殷本记》也记了这段历史，这种说法也有一种天命所归的意味。

“玄鸟”是古人对燕子的称呼，这件铜鼎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良，铭文清晰，色泽漆黑。“

商代晚期，由于政治腐败，殷商贵族生活奢侈腐化，长期对四方部族横加掠夺，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国语·周语》中记载“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立周朝，并取得了东征的胜利，定都镐京史称西周。（（（（（商朝晚期，社会矛盾尖锐。最后一个王纣，大修宫殿苑囿，终日饮酒作乐，生活腐朽，还做炮烙之刑残害臣民，引起了公愤。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众伐纣，双方在商都南郊牧野展开大战。纣王的奴隶军队临阵倒戈，引周军攻破王都，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王朝更迭，匆匆而逝。每个朝代的末代帝王，无论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过错，但亡国了就得承担骂名。旧王朝落幕，新的王朝又将经历此种轮回。）））））

武王克商之后，为了统治东方地区并防止殷商遗民叛乱，于是便有了在洛邑建立新都的计划，并把这件事托付弟弟周公。周公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之后更加意识到加强对广大中东部地区统治的必要性，同时按照《史记 周本纪》的记载“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也为了便于从四方征收贡赋，于是成王和周公遵照武王的遗愿，开始在“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大规模的营建东都，因此洛邑也被称为“成周”。这段史实在《史记》、《尚书》及陕西宝鸡出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均有所体现。

成周建立以后，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周公留守洛邑，主管成周的卿事寮，洛阳也成为西周时期与镐京同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法、分封、礼乐、世袭制度，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洛阳瀍河两岸分布着大型王室铸铜遗址、贵族墓地及祭祀遗址，洛阳北窑发现的青铜铸造遗址，是西周宗室重要的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出土的相当数量的陶器、陶范、熔铜炉壁等。尤其是这些陶范数量十分庞大，且制作陶范的物质由粘土和石英砂构成，说明当时对于陶范制作过程中，进行了严格的选料、粉碎、筛选和混料。同时，通过对熔铜炉壁内壁的岩相分析，结果认为当时已经使用耐火材料，并利用鼓风工具使炉内的温度达到了1200—1250°C。

西周时期周公在洛阳建立的礼乐制度，主要用以调节贵族阶层内部的关系。不同等级的贵族在衣、冠、礼器使用等礼仪的体现和材质、数量上有着严格的规定。青铜礼器的使用就是最核心内容。《周礼》中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只用一鼎，可见用来烹煮或盛放肉食的鼎和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的簋这样的组合是西周时期贵族宴享和祭祀过程中最重要的礼器。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兽面纹方座簋出土于北窑西周贵族墓地，它器型硕大，造型稳重庄严。腹部和方座四面的正中都装饰着兽面纹，两边侧耳上有头顶鹿角的象头装饰，腹部内底有“作宝彝”三字铭文。底部带有方座的青铜簋说明器物主人身份等级较高，且这种带有方座的铜簋在河南地区较为少见，非常珍贵。

1993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盨是一种盛食器，《说文》中对于盨的解释是：“盨，负载器也。”洛阳博物馆藏的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长35厘米，宽20厘米。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在器盖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着云雷纹衬底的窃曲纹，腹部下半部分装饰有凹弦纹，柱足的上半部分装饰着兽面纹。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为圈足，像召伯虎盨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的重臣召穆公为祭祀亡父幽伯所用，而这座西周贵族墓的主人也极有可能是召族的宗君幽伯。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纹饰简练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质朴。

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周本记》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还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就了国人暴动。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据《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按照《诗经大雅 烝民》记载：“（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可以说正是由于召伯虎的孜孜汲汲才出现了西周晚期的“宣王中兴”。

两千多年的时光流逝并没用褪去它当年的光华，历史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年轮，看到召伯虎盨的铭文，仿佛召穆公勤勉为政的身影也依稀可见，直到今天，它被珍藏于洛阳博物馆，不失为一件珍若珙璧的青铜重器。

匜是商周时期用青铜铸造的一种洗漱器皿，和现代的瓢或舀水器相似，东周时期，匜器作为水器，非常流行，且与盘成套，配合使用。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这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来大致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马车构造。最上方的一组车横饰，是用来装饰马车最前方的一根横木，车横与车厢之间只有一根车辕连接。驾车的马匹往往都以车辕为中心左右对称，以带动马车行进。这两对龙形铜牌用来装饰在车厢两侧，中间的这一件当卢，则是装饰在马匹额头上的面具。最下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构件叫做车毂，也就是车轮轴心的这个位置。先秦时代的马车受到工艺限制，一般都是将车轴直接绑缚在车厢下方，马车由车毂转动，来带动车子行进。为防止车辆高速运转时车轮会发生松动、脱落的情况，在车轮外侧的车轴末端还会套上一个圆柱形的车軎来加以固定，在用一个类似于插销的车辖将车轴和车軎牢牢的固定在一起。我们看到的这一对人形跽坐车辖，就是这个作用。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统辖”、“管辖”这类词语，就是由车辖演化而来的。西周时期对乘舆制度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史料记载“天子驾六，诸侯、卿驾四”，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这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来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马车构造。最上方的一组车衡饰，是用来装饰马车最前方的一根横木，车衡与车厢之间只有一根车辕连接。驾车的马匹往往都以车辕为中心左右对称，通过车轭和缰绳的固定带动马车行进。这两对龙形铜牌用来装饰在车厢两侧，中间的这一件当卢，则是装饰在马匹额头上的面具，同时起到了保护马匹的作用。最下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构件叫做车毂，也就是车轮轴心的这个位置。先秦时代的马车受到工艺限制，一般都是将车轴直接绑缚在车厢下方，马车由车毂转动，来带动车子行进。为防止车辆高速运转时车轮会发生松动、脱落的情况，在车轮外侧的车轴末端还会套上一个圆柱形的车軎来加以固定，再用一个类似于插销的车辖将车轴和车軎固定在一起。我们看到的这一对人形跽坐车辖，就是这个作用。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统辖”、“管辖”这类词语，就是由车辖演化而来的。

先秦时期的河洛地区是瓷器烧造和使用的中心，西周以前的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都曾出土原始青瓷残片。而到了西周时期，仅北窑西周贵族墓地出土的西周原始青瓷就多达近300件，比全国各地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的总数还多，而且烧制工艺也比商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器物类型有罍、簋、尊、豆、等，其烧成温度已达1200度左右，表面施有青黄色釉，光泽度较好，硬度也相对较高，而吸水性则很弱，接近现代瓷器的标准。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是周幽王，周幽王之后，就是周平王迁都洛邑，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后的周朝，就被称为“东周”。一切看上去都衔接得多么完美，然而，一切真是这样的么？周平王姬宜臼，是申侯的外孙。仔细查申侯的背景，你会发现他和犬戎之间有很深层次的交流。申侯和犬戎几乎世为姻亲！难怪每次出事的时候，申侯都会出面来摆平犬戎。以至于雄心勃勃的周厉王都要靠娶申侯（非同一个申侯）的女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申侯则在犬戎和周天子之间左右逢源。周幽王后来还被迫娶了申侯的女儿为王后，生的儿子就是申侯的外孙——姬宜臼。

申侯

周幽王想彻底摆脱公卿贵族的对他控制，而将一大批长期盘踞在朝中的大臣赶回了封国（周公、召公等）。此举引发了大家的一致不满，后来周幽王又在估计不足的情况下，冒然发动了对申国的讨伐。结果申国为了自保，竟引来了外寇——犬戎！这种通敌卖国的行为居然没有遭到众诸侯的声讨，反而大家作壁上观，直到申国和犬戎将周幽王杀死，洗劫镐京，诸侯们才姗姗来迟。但他们不是来勤王的，而是来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的。他们没有惩罚大逆不道的申侯，反而立申侯的外孙姬宜臼为新天子，周朝就跟没事儿的一样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诸侯拥姬宜臼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良心丧失，一批忠于周幽王的诸侯们，他们守住了西周的正统，也守住周天子的最后一点尊严。以虢公翰为首的忠臣后裔，保护着周幽王的弟弟、被封于莫国（今河北省任丘县）的国君——姬望，在河北中山一带延续了西周的国祚、即天子位，是为周携王。

周携王才是周王室的正统继承人，周平王虽然也是周王室的嫡系血亲，不过在他外祖父杀死他父亲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没有资格成为周天子了，他只是被叛党拥立的伪天子！

一时间，天下出现了两位天子，二王并立的局面。然后，天下诸侯大多宁愿承认这个伪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揣着自己的私心！

周携王在河北、山西一带，重组朝廷、设立百官，修建鄚阳城，发行“莫”字货币，启用商人，发展农业。政治宽裕慈仁，恩能及下，和而不流，能绥四方。同时，周携王能安抚北方游牧民族，结好尧、舜遗族，南通荆楚，北结燕国，东联齐国，西善晋国，甚得周边诸侯之心。因此周携王当政二十一年，其境内和平发展，相安无事。

而此时周平王的东周，春秋序幕已经拉开，诸侯混战、鸡犬不宁。不过随着晋国野心的不断膨胀，他们将周携王视为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于是晋文侯趁周携王在一次北巡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将周携王杀死。西周，这才正式灭亡！

周携王死后，其拥护势力分解为虞国、虢国、髤国、鲜虞国、鼓国、仇由国、肥国、中山国、莫国等多个国家。

而周平王为了掩盖自己伪政权的事实，于是将有关周携王的事情全部抹去，包括他的莫国。凡是有关莫国的事，从此无人再敢提及，这就是“讳莫如深”。

东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内忧外困（关中自然灾害、犬戎侵扰等）的情况下决定东迁国都于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从此开始了历史上长达515年的东周王朝。史学界更倾向于把平王东迁的这一年公元前770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这一年公元前221年，统称为“春秋战国”。

东周从周平王至周悼王及周赧王共14王，敬王避王子朝之乱迁都成周，至慎靓王共11王为战国，

王城陵区 金村陵区 周山陵区（周灵王，周景王，周悼王，周敬王）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列国争霸、群雄逐鹿的大变革时期，诸侯国势力日益强大。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就与诸侯国联姻，我们即将看到的就是春秋时期的齐侯宝盂铜鉴，它是周王室与齐国联姻的实物见证。这件齐侯宝盂是洛阳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中非常重的一件，重达75公斤。在内壁口沿有26字的铭文，“齐侯作（朕）媵ying， 子仲姜宝盂， 其眉寿万年 永保其身 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由铭文可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齐灵公）送给女儿仲姜的一件陪嫁品，对研究周王室与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这件器物有哪些功用呢？《说文解字》中说“鉴，大盆也”，有两耳或四耳以便于搬动，主要有三种用途：第一，可以注水照容，第二，可以沐浴，第三古人在里面置冰，冰镇食物，冰箱作用。

欣赏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我们再来欣赏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窃曲纹铜鼎。这件窃曲纹铜鼎的出土地点是洛阳金村。

1928年是中国近代的多事之秋，这一年河南境内更是战火纷飞，当年4月军阀张作霖的奉军开始进攻河南，时任河南省主席冯玉祥派韩复榘率兵抵抗奉军，双方展开了激战。连绵的战火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1928年，一场大雨过后，一个大的陵墓区在洛阳孟津平乐的金村惊现于世。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贫弱时期，这些陵墓遭到了外国盗墓者的疯狂掠夺，金村出土的文物仅有这一件留在了洛阳，其它的绝大多数珍藏于国外的各大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华尔纳

怀履光来自加拿大，1910年来到了河南的开封，一直醉心于当地的文化，在金村发现墓群的消息流出之后，他第一时间注意到并且马上赶往那里，面对无数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等古代文物，贪婪蒙蔽了怀履光的心神。

从1928年到1934年，怀履光在金村搭棚立灶，雇佣当地村民掘开8座大墓，将出土的大量文物运往国外卖掉。就这样数以吨计的中华瑰宝离开了祖国的怀抱，流落到了海外。

这8座甲字形大墓，足足让怀履光等人挖了六年。由此可见，金村地下的文物至少以数千件计。

整个金村东周王陵出土文物，目前国内仅存金村大鼎、错金铜尺和命瓜壶三件，分别藏于洛阳博物馆、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余的则被洗劫一空、片甲不留，到目前为止，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博物馆中都有这批文物的身影。

从留存的文物形制来看，每件都是精美绝伦的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代表了先秦时期的文化和艺术最高水准。

（（（（（从各种资料包括怀履光自己的著述显示，他虽然是一名加拿大圣公会的传教士，但他在金村盗宝之前就已经接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委托，从而拥有了另一重不为人知的秘密身份，即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文物代理人。有相当一部分金村文物都是经怀履光之手流向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甚至怀履光此后还成为该馆东亚部的第一任主任和多伦多大学中国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于是在怀履光等外国文物捐客的大力推动下，几年的时间，这些珍贵的东周国宝就被一扫而空。由于文物流失十分之严重，本应推动我国文化进程发展的文物转眼之间便流落他乡，而且数量还如此巨大，让我国考古学者怎么能不扼腕叹息呢？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如今许多中国学者在研究金村大墓时，想一睹金村文物的真面目，能够借助的研究资料只能是盗墓者怀履光编著的《洛阳故城古墓考》和日本人梅原末治的《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而金村盗宝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加拿大人怀履光，打着传教士的幌子，数年间用极为低廉的价格大肆收购金村文物，但是即使价格极为低廉却也花费数十万元之多，可见其收购文物数量之巨大。相信每个中国人在了解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真相之后，都会感到无比的痛心。这座陵墓的发现并没有推动我国考古对这段古代历史的研究，反而是留下了一段难以回首的创伤。流失的文物件件精美绝伦，文化价值极高。它们的流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损失。金村大墓流失在外的文物，包括铜器、银器、漆器、玉器等，件件精美富丽，形制特殊，堪称绝无仅有，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它们都是东周王公贵族的随葬品，对于研究东周既战国时期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这么说，这批被掠夺的文物，代表着中国东周时期社会文明的最高成就。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如今许多中国学者在研究金村大墓时，虽然文化没有国界，知识不分民族，但是文化遗产却一定有主权所属国，文化主权同样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列强们在战乱期间掠夺和诈骗文物的不齿行为，就是对文物所属国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洛阳金村东周王陵的文物流失，直接导致了考古研究中关于东周历史诸多内容的缺失和空白，至今依然难以系统完善，因此说所谓的文物流失，就是变相的文化掠夺！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些文物并没有按照考古程序来发掘，没有留下任何发掘记录、编号及序列。这种破坏式的发掘，使得这8座周天子墓葬失去原有的价值，这是一种不可逆的损害，是文化层面的巨大损失。这就是我们最痛的地方，虽然这些文物在国外也能得到保护，但怎么说这也属于一种文化掠夺，也是对古墓遗址的破坏。）））））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的加工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现在看到的铁芯玉带钩，技艺精湛，造型别致，具有极高超的水平。带钩是古代男子用来束接腰带的钩子，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兴起于战国时期，流行于秦汉。正所谓“庙堂之上，视钩各异”，所以带钩也是贵族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铜镜是古人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品，一般人们会将镜子的正面打磨光滑，映照人影，而镜子的背面则用漂亮的花纹装饰。这面镶嵌玻璃珠山字纹铜镜，镜背以“山”字纹装饰，其间镶嵌带有花纹的玻璃珠。这些玻璃珠形制精美、光泽度极高，而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制作出琉璃，但这样精美的玻璃制品，其制作工艺尚未在中国出现。就世界范围来看，同时期掌握玻璃制作技艺的地区，在今天的环地中海一带的国家。所以，这枚铜镜见证了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亚欧大陆两端的交流。

尽管东周时期礼崩乐坏，但是周王室在列国诸侯的心中依然有他独特的地位。这是吴王夫差剑，1991年出土于洛阳市西工区东周王城战国墓。长48.8厘米，剑体上有多字铭文，能看清的只有"吴王夫差其元用"7个。此剑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夫差在位的20余年间。这是吴王夫差剑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是东周时期周王室与吴国交流的见证。

这把青铜剑是战国时期的佩剑“繁阳之金”，剑鞘由象牙制成，剑身有“繁阳之金”四字，繁阳是地名，战国时属于楚国，在今天河南新蔡县北部一带。金泛指兵器，因此繁阳之金的意思就是在繁阳铸造的青铜剑。这把青铜剑保存完好，至今十分锋利。这是一组彩绘陶器，陶匜和陶盘，还有一件彩绘陶豆和一件彩绘陶壶。

彩绘陶器在当时是作为明器来陪葬的，不用做日常使用。彩绘陶器不同于彩陶，彩陶是先绘画再烧制，彩绘陶是先烧制再绘画，不再经过再次烧制，所以彩绘容易脱落。我们看到的这两件彩绘陶器历经了2000多年，依然彩绘线条流畅、色彩鲜艳、纹样精美，是极难得的艺术珍品。

在河洛文明展的第一展厅我们一同走过了史前时期和夏商周时期，了解了洛阳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三代独特的政治地位，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同进入河洛文明展第二展厅汉魏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