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唐诗》读后感
唐代真的是文学的一个黄金时期，就好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时期，这么多大家如春雨后的笋尖般纷纷冒了尖。
没有一个时代再如它，好似一夕之间所有的花全部都开放了一样，绘画上有张萱、周昉、阎立本，而李白和杜甫出生相差仅仅十一年，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在长诗的造诣上空前绝后的白居易，诗风华美的李商隐。
同时唐诗也成为文学史上文体的巅峰，它在音韵、意象上最富有艺术的美感，也是最富有气势的，唐诗的形式太完美了，尽管宋代经历了小小的变迁，但唐诗已然成了民间根深蒂固的美学形式，以至清代以后，几乎人人手上都有一本《唐诗三百首》。
唐代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世，以至于千年以后，外国人仍然称呼我们为唐人；这也是诗的盛世，诗歌进行了一系列的琢磨，终于水到渠成的打磨成华美的珍珠。从《诗经》最初的四字，再到五言的《孔雀东南飞》，到七言的《春江花月夜》，文字经过三百年的颠倒排列，形成各种新的语言模式，到了唐代已经完全成熟。
唐诗是真正讲求形式上的一种艺术，不同于汉乐府的朴质，不加一点的粉饰，是完全起承在农业伦理里的。唐诗是十分华美的，经过魏晋南北朝后期宫廷诗的盛行，文体就变得非常华美，讲究词藻的堆砌，不同的是唐诗将空间意识放大了，放大到了宇宙，仿佛生命也就此放大，就有了悲壮、苍凉之感，在边塞诗中，这种感觉尤为明显。
初唐的边塞诗中，个人的孤独感与胡风相混杂，构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常常称唐诗为浪漫注意，是因为诗人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不再为伦理舒服，他们活在自然当中，面对自然，在自然中实现自我完成。
在边塞诗后，又发展出了“贵游文学”，他非常敢于描述一种挥霍与奢侈，这可以说是一种叛逆，与我 们传统的文化、伦理相违背，但却延伸出了一种特有的凄迷、茕然独立之感。为了赞扬生命中的华美，一掷千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种诗句，，在传统农业伦理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这种叛逆和蒋勋对美的定义是很相似的：美，不是尊奉与模仿。美是一种叛逆——叛逆世俗的规则，叛逆一成不变的规律，叛逆知识的僵化、呆滞，叛逆人云亦云的盲目附和，叛逆知识与理性，叛逆自己习以为常的重复和原地踏步。
这种叛逆是一种全新文学——乃至文化的形成，当然不见得就会超越前者，但却是文化变迁不可或缺的。但无疑的是唐诗是叛逆到了极致的。
当然这种叛逆是在各种冗杂之后发扬到极致的，非常典型的是那种叙事性的长诗，典型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叙事的长诗并不是在唐代才开创的，早在汉代就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作品，但是在叙事诗方面，白居易的这两首诗绝对是无人能及的，他能将声、色描写到极致，将女子的凄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情感发扬到极致，在此之前是没有人能将抒情、叙事、描写糅合的如此恰到好处的，之后也没有人在能超越。
还有写景的长诗，在唐朝以前绝不会有人用这种长诗大肆的描写一个场面，因为受伦理的影响，他们的诗重在“道”，即重在内容方面，不会只是单纯的描写一个场景，但张若虚办到了，而且将一个场景描写的别开生面，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了，也是唐诗的厉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