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本书是两年前的事了，当时龙志和教授上课时谈着这本书，本着客观严谨的教学理念，教授特意强调这本书不是推荐，而是说有这本书，可以了解，毕竟从文学艺术角度，批判的这两部典籍确实是我们的文学宝藏，值得品鉴，再者一门课下来十几本书，确实也看不过来。或者本书的批判源自于民间智慧既朴素又深刻的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

双典批判开篇作者强调了几个名词之间的不同，文化批判与文学批判，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双典批判，是指文化批评，即价值观批判，不是文学批判。批判只涉及精神内涵，不涉及审美形式，它与心灵有关，但与想象力、审美形式无关。换句话说，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必须是悬搁审美形式、想象力等要素，而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思想观念、文化意识、人性原则等价值要素。对“双典”的批判，正是对其核心价值观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批判。

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本然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每种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风浪颠簸中都可能发生蜕变，考察文化时自然应当正视这一现象。以儒家文化而言，孔子的《论语》属于儒家原形文化，但是经过汉代帝王的“独尊”，变成统治阶级思想之后便发生了第一次变形。到了宋明，经过几派大儒的阐释与发现，儒家文化进一步制度化，并发展出许多严酷的行为规范模式，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尽管其中有王阳明伟大心学的出现，但儒家原典（原形）已经发生“伪形”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方面是中国英雄文化的伪形，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女性文化的伪形。另外两部典籍《红楼梦》与《西游记》则属原形文化。

用他的话说，这两部小说的最大问题是，“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水浒》讲述的是各式不同的江湖好汉揭竿造反的故事，而《三国》叙述的则是汉末群雄争霸的故事。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当我们观察历史上暴力现象的时候，深感可怕的甚至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把暴力打扮得合理正当的这种“替天行道”和“造反有理”的意识形态。

“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它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双典批判》将《水浒》和《三国》这方面的问题摆在至善和人道人性的阳光下来讨论，从小说的故事及其叙述中发现问题，将鲁迅当年的问题意识推进到更加深入的境地。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因为有其国民性基础。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之相通合拍。说得刻薄一点，是气味相投。但鲁迅只讲到中国人乐意接受《水浒》、《三国》的原因，而未讲另一面：《水浒》、《三国》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强化中国的水浒气与三国气，又在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原有的国民性造成《水浒》、《三国》的心理基础；《水浒》、《三国》产生后又使原有的国民性进一步恶质化。毫无疑问，这两部小说正在创造大群的、与自身气息相通的读者，这就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

中国的评论者和读者，只求满足自己的心理快意，忘了用“生命”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去衡量英雄的行为。当然，与其说忘了，不如说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鲁迅一再批评中国人喜欢看同胞们杀头，骨子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可惜没有觉悟到。武松至今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那些杀小丫鬟、小女儿和马伕的血淋淋举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本书批判“造反有理”的命题，选择《水浒传》作为批判对象，但不选择《西游记》，反而认为《西游记》也是连接《山海经》的原形文化。其实，《西游记》也写造反，其主角孙悟空正是大闹天宫的造反英雄，但是，对于孙悟空的造反和孙悟空的整个形象，我们只感到他的造反无可非议，他的整个形象不像李逵、武松那样可怕，倒是让人感到可爱。这种总感觉的背后，是造反性质与手段的区别。造反具有不同的质，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具有不同的质。我们先不说他大闹龙宫、大闹天宫的理由，只说他整个生涯（包括前期的造反和后期的取经），有一个最重要特征：不滥杀无辜。无论是大闹龙宫、天宫还是到西天取经的征途中，他从未砍杀过任何一个无辜百姓。他经历了无数战斗，打击了许许多多妖魔鬼怪，但止于打妖孽，绝不伤害平民百姓。因为他身边有个师父叫做唐僧，师父有个紧箍咒，这是对孙悟空的制约，是孙悟空的行为规范。紧箍咒这个圣物与象征物，象征着造反（取经过程中打击妖王和魔王，也属造反）必须具有行为准则和道德边界。任何斗争都不可胡来，不可滥杀无辜。吴承恩给自己的造反英雄引向另一条历经千辛万苦的征途，并为他设置了一个师父和一个紧箍咒，这是一种天才的结构。吴承恩的智慧和理性就寓于此一结构之中。紧箍咒暗示，任何战斗，包括造反，都应当有一个“度”，有一个规范。唐僧代表着人类的慈悲之心，任何对黑暗的反抗，最后都有一个总体的合目的性，即合人类的生存、温饱与发展，因此，反抗黑暗时自己不可化为黑暗，不可以在反抗中破坏人类的生存、温饱与发展。造反有一个度，有一定规则与规范，这是极为重要的。《水浒传》英雄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总是越过这个“度”。如果没有紧箍咒的制约，如果没有唐僧所掌握的度，孙悟空就可能不是走向佛，而是走向魔，变成另一个牛魔王。因为有规则、有制约，所以孙悟空的造反和征战，从不伤害无辜。这是一条大边界。李逵、武松等和孙悟空不同就在于他们没有制约，没有掌握“度”的紧箍咒，从而总是越过边界。他们的一切行为，只呈现一个公式，这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哪怕滥杀无辜也是合理的。《水浒传》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地统治中国人心，是因为它有一个替天行道的逻辑，也就是说，因为我是替天行道，我便天然合理，我使用任何手段也天然合理。连滥杀无辜也具有道德理由。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一是权术崇拜，一是暴力崇拜，两者虽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点。其最大的共同点是只知英雄的价值，不知人（非英雄）的价值，更不知妇女的价值和儿童的价值。两部文学经典共同呈现“女性物化”的极端现象，即不把妇女当作人。在“英雄”们眼中，妇女不是人，而是物，是尤物、食物、玩物、祭物、器物、毒物、动物、兽物等。各种妇女的命运共同表现出非人现象。笔者在讲述《红楼梦》时，说《红楼梦》讲的是自然的人化、灵化过程。贾宝玉本为石头，林黛玉本是绛珠仙草，《石头记》乃是石头草木（自然物）化为人并不断向心灵深处走进和不断向“空”提升的感悟过程。如果说，《红楼梦》是物的人化，那么，《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是人的物化。这里指的“人”，是妇女。中国妇女的不幸命运，非常集中地表现在双典“女性物化”现象中。而这种现象，恰恰留下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页。

2010年出版的这本书，纸质版各大平台已经绝迹，剩下的均为二手书或者影印版，亚马孙和readfree.me上均有电子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