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义庄
范氏义庄是范仲淹于皇祐二年（公元一五年），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助田地1000多亩设立的。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
范氏义庄
范氏 义庄是 范仲淹于皇祐二年（公元一五年），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 吴县捐助田地1000多亩设立的。义 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 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 范纯仁、三儿子尚书 右丞 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遭到了一些破坏，南宋时 范之柔对义庄又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规模。后世范氏子孙也对义庄屡有捐助，如明末 范允临捐助田地100亩，清前期大同知府 范瑶捐助田地1000亩。范氏义庄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最早的家族义庄，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它还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朝代更迭，历经战乱，但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八百多年。
产生原因
范氏义庄的产生根源于宋代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慈善组织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在宋以前，虽然贫富的差别一直明显存在，但是贫穷更多的是与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相关，“贫”与“贱”并称，“贱”必然“贫”，穷人并不构成一个具体的、对国家经济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与西方类似，也是同宗教联系在一起，是以佛教种善可得 福报的“福田思想”为基础，为了 出家人、在家人的修善，不以解决因贫穷而造成的 社会问题为出发点。
大约从宋代开始，贵贱与贫富脱离开来，社会摆脱了门第 大族的支配和庶民专业的贵贱之分。在科举制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下，读书人居于最高贵的位置，他们不认为贫穷涉及道德问题，甚至甘心安于清贫。而在这个阶段，经济有了空前发展，社会积累了相当的财富，随之带来经济思想层面的变化， 贫民作为一个阶层首次被政府所“发现”。在贫穷清楚地有别于卑贱的时候，贫民问题对宋政府来说成为一个行政问题。自 11世纪开始，宋政府开始尝试制定一些长期济贫的政策。由家族或政府创立的非宗教的慈善组织开始出现。这些慈善组织与以往的宗教慈善组织有很大不同，着眼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范仲淹本人出身贫寒，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富贵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只有在宴请宾客时餐桌上才会出现多种肉食。贫寒的出身使范仲淹对平民比较关注，他的 改革方略也包含着“厚农桑”、“减 徭役”等降低社会底层贫穷程度的措施。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 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抛开巩固宗族的目的之外，是对政府济贫政策的支持。“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是古代儒士的人生理想，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治国以齐家为基础，范氏建立义庄不仅是对家族的保护，也是以服务社会、减轻国家负担为目的的。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支持和保护。
设立目的
范氏义庄以大量田地为财产基础建立，田地由范氏子孙有能力者捐助，所有权移交给义庄，也就是不再归任何特定人所有。这样，义庄有财产基础。义庄还有义庄管理条例和专门的管理人，独立运作，具备了财团法人的基本特征。
从设立目的看，义庄的受益者是范氏族人，八百多年来，只要是居住在本乡的本族人都可以从义庄受益。义庄的 救济面虽然受家族的限制，但是受益者的数量还是比较广的。而且，古代的家族范畴也远远大于 现代社会的小型家庭。所以，义庄是慈善性的，即使这种慈善的范围比较有限。
以慈善为目的，建立在 独立财产基础上，以财产运作来支持慈善，又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范氏义庄的这些特点表明它可以被看做一个初具雏形的 基金会。
运作机制
范氏义庄有着比较严密的运作机制。
义庄有严密的内部规范管理的措施。义庄设有管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管理人有权处理义庄事务，不受他人干扰。但是，管理人以工作好坏决定领取报酬的数额。在领取报酬前，要有族人证明他工作有效。族人有权告发管理人的不公正行为，由公众作判断。由此可见，义庄有一个独立的决策机制和与之相配合的监督机制。
在财产管理方面，义庄也有一定的制度，例如:义庄以田租为财政来源，为了公正，不许族人租种义庄的田地。义庄也不买族人自有的田地。
义庄还对受益人即族人有一些监督措施，对于违法义庄规矩的人，有不同的处罚措施，比如罚款、取消获得救济资格、送官等。
成功因素
义庄有明确的具体目标。义庄保证族人的基本 生活需要，而不是无限制的提供支援，防止族人在应得的经济权益之外侵占义庄的财产。义庄给族人提供的救济有7个方面： 领口粮、领衣料、领婚姻费、领丧葬费、领科举费、借助义庄房屋、借贷。但这些救济都是有限的，粮食、衣料、各种费用的领取是 定时定额的；借助房屋如果需要修理的，确实无力修缮，义庄才给予资助；借贷不能是经常行为，到时也必须归还。
义庄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义庄建立之初，范纯仁为了防治有破坏义庄的行为发生，向宋英宗上奏，报告义庄设立的情况，在政府立案，请求政府对损害义庄利益的人按 国法判处。宋英宗批准了范纯仁的请求，下令由苏州地方官对义庄进行备案，给予保护。后代 范之柔对义庄进行整顿， 范允临、 范瑶向义庄捐助田地也都是政府批准的。
义庄局限
范氏义庄成功运作了八百多年，但是与其同期或后期出现的其他义庄都不能维持很长时间。自宋代以来，中国的慈善组织经历了几次发展与倒退的循环，始终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这与 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关，也与这些慈善机构自身的局限性有关。
就范氏义庄来看，它的受益者限制在本乡居住的本族人内部，虽然它也救助一些与范氏有亲戚关系的外族人，但社会影响力只局限于苏州 吴县一带，受益面比较窄。这与现代慈善业调配 社会财富的功能差距较大。而且，义庄是小农平均主义思想的实践，平均主义反对剥削，但它只在分配领域作文章，不帮助受益者提高自我能力，甚至由于提供了依赖而使人们丧失了创造性，因而义庄只是在最低级的层次上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对 社会发展的推动也不大。
其他的义庄、 善堂等慈善组织与范氏义庄相比，目标不具体，决策监督机制不健全，又没有稳定的财产来源或后续的财产补充，寿命就比较短，作用就更有限了。
借鉴意义
范氏义庄的成功值得现代基金会借鉴，它的局限性也为现代基金会管理提供了反面的经验。
慈善业的发展需要有适当的经济、社会背景。 经济发展、财富积累、贫富分化、贫穷成为社会问题，这是慈善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几个因素缺一不可。范氏义庄在宋代产生，它的出现是非宗教、非 政府办 慈善事业的首创。与它同时，官方创办了一些慈善机构；在它之后，民间办的义庄、善堂等次第出现。这表明当时因贫穷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和有识之士都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福利的重要性，而当时政府和民间也都具备了搞慈善的经济实力。宋代以后下一个慈善业的发展高峰是在明清时代，而明清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就我国建国以后慈善业的发展来看，也是与国家的经济能力增长相配合的。社会财富增加，又有了慈善的需求，慈善业才有发展的空间，这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对目前阶段来说，我国现在的慈善业才刚刚起步，刚刚为人们所认识，还没有迎来大规模发展的时机。慈善 公益事业尚处在摸索阶段。
范氏义庄所具备的几个基本特征，如：财产独立、 科学决策、 民主监督等，是使义庄延续致近代的重要原因。田地的捐献者制定了义庄的 管理办法，另外由族人中选出独立的管理人负责实际的运营，管理人凭业绩的好坏获得报酬，而族人对管理人又有监督的权力。这套制度，使义庄的财产不容易受到侵害，义庄的管理者有积极性，义庄的 救济也能做到公正，降低 内耗。由此可鉴，对基金会这样建立在一定规模财产基础上的公益组织，有效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至关重要。如何采取一定的措施，既能鼓励管理层尽职尽责，又能防范管理层偏离公益轨道，是基金会管理中特别值得研究的。
在如何对待受益人问题上，义庄有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义庄对受益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对于抢夺、骗取不应得救济的族人给予严厉的处罚，这使得义庄的财产不被少数人滥用，救济更为有效。这提示了现代基金会在救助受益者的同时，还应当对受益者有所监督，应当要求受益者按照约定使用基金会提供的救济款物，否则收回救济，从而保证基金会慈善 义举的实际效果。但是，义庄消极的救济思想是基金会确立工作目标时应当反对的，慈善的目标应当更深远一些，不仅要帮助 弱势群体解决眼前的实际困难，更应当着眼于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尽量帮助他们彻底地 摆脱贫困。
范氏义庄在建立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又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使它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调整和改革的精神，也是现代基金会尤其应当学习的。基金会应当向学习性 组织发展，长变长新，才能有生命力。
范氏义庄与政府的长期合作也应当予以关注。范氏义庄的设立目的从表面看是服务 宗族，但实际上由于宗族的聚居，义庄发挥了服务乡里的作用。它从创立之初就在政府备案，政府既保护义庄的财产所有权，也保护义庄的种种内部监督措施可以落实。而义庄的成功运作也帮助政府安排了穷人的生活，排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它所造福的就不只是范氏的族人了，成为当地政府很好的助手。因此，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确立目标和开展 公益活动，都应当适应大的社会发展趋势，顺应国家宏观管理需要，与政府相配合，这样才能获得政府支持，稳步发展，从而实现 组织目标。
范氏义庄的良好公众形象也是义庄长期生存之本。范仲淹父子在义庄创业之初捐助了大量田产，使义庄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庄田必然受到侵蚀，逐渐减少。由于义庄的名声非常好，范氏子孙以此为荣，因此每当田地减少或有所败坏时，总是有后代人出钱出力竭力维护，使义庄能长盛不衰。可以看出，良好的公众形象是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获得捐赠的保障，是宝贵的 无形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