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读了几首诗，是一个杰出的画家写的，立意非常新颖，不落俗套。先不说诗的主题怎么样，字里行间传出一种告诫的意味。这些诗句中所倾注的感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包含的思想的价值。坚信自己的思想，坚信内心适合自己的就适合所有人——这就是所谓的天赋。如果你说出心底的信念，那么那信念就一定会变成普遍的感受；因为在适当的时候，最隐秘的就会转变成最公开的——“最后的审判”的号角会把我们最初的思想归于完善。尽管每个人都非常熟悉心灵的声音，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对书本和传统的蔑视，他们只说自己想到的东西。当心灵的微光从内部闪过，人应该学会发现和观察它，而不是去发现和观察诗人和圣贤的天空里的光彩。他却只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东西，就擅自摒弃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发现我们自己抛弃的思想：它们回到了我们身边，却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从对我们的教益而言，伟大的作品也不过如此。它们对我们的教导是：越是对方呼声最高的时候，我们越要平心静气的坚持我们自发的感想。否则，第二天，我们曾一直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就成了某个陌生人的高明的见解和想法，我们只能被迫从别人那里取回原本是自己的见解，而且还要满怀羞愧。

        每个人在求学时期的某一天都会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妒嫉就是无知，模仿等于自杀；一个人无论是好是坏，必须让命运属于自己；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作，就不会有任何一粒有营养的粮食自己送上门——即使这广阔的宇宙不乏善举。他潜藏的力量十分奇妙，除他之外再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本领，而且他也要经过尝试，否则他自己也不会知道。一张脸、一个人、一件事，在他那里而不是在另外一个人那里留下深刻印象，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铭刻在记忆中的这种东西有着提前确定的和谐。眼睛能看到那道光线，是因为它被安置在了那道光线应该照到的地方。我们无法充分的表现自己，而且我们感到羞愧——对各自所代表的那种神圣观念的羞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想，这种观念特别恰当，必然会创造好的结果，因此应该去忠实的传达它，可是这份功业，上帝可不愿意让懦夫来阐明。只有竭尽全力地用心工作，一个人才会感到安心和快乐；如果他并没有这样说或者这样做，那么他将不得安宁。那是一种为解脱而做的解脱。还处于尝试的阶段，他就被他的天赋所抛弃；灵感、发明、希望，全都没有。 

        信任你自己吧，每颗心都在随着那根铁弦颤动，接受你的位置吧，神圣的天意早已给你安排好了。接受和你同时代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社会以及种种事件之间的联系。伟大的人物总是这样，而且把自己像孩子一样托付给同时代的天才，以此表明自己的心迹：绝对可信的东西就在他们心底藏着，通过他们的手在活动，并主导他们的存在。我们都是成年人，必须在最高尚的心灵里接受相同的超验命运；我们不是躲在安全角落的婴儿和病人，也不是革命面前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是领袖，是救世主，是恩人，服从上帝的旨意，冲向混沌和黑暗。

        这都是我们远离人群时所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渐渐衰弱，终至无声。社会各处都在阴谋反对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每个成员之间都达成协议：为了向每个股东提供食物时更有把握，就必须将其他吃饭的人的自由和教养消除。其中最必备的美德就是服从，自立却是让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真相和创造者，这不是社会所喜欢的东西，它喜欢的是名义和传统的规矩。

        所以无论要做什么样的人，都决不能做一个顺民。想要获得永恒的荣誉，就绝不能止步于表面的善举，而是必须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善。说到最根本之处，除了使你自己的心灵完善，其他任何神圣之物都不存在。解脱自己，回归自我，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赏。在我小时候，有一位益友总是用教会的教条麻烦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那我与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联？我的朋友启发我说：“这些冲动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产生，而不是自上而下。”我回答说：“未必吧。不过假如我是魔鬼之子，那么就让我按魔鬼的生活来生活好了。”依我看，除了我的天性这个法则，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神圣的法则。好坏不过是一些名义上的说辞，随便那里都可以挪用。只要是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违背的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反对势力面前修身做事，仿佛一切都是有名无实，过眼烟云，唯独他是例外。一想到我们轻易的向徽章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就感到羞愧难当。每一个举止得当、谈吐优雅的个人比起真理来更能影响和触动我。我应该昂首挺胸充满气势地走路，想方设法地直言不讳。

        人们所想的事与我无关，我必须做的只是与我有关的事。这一规定，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同样至关重要，所以伟大和渺小完全可以据此来区分。因为你总会发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比你还清楚你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因此，这一规定显得更加严厉了。在世界上，以世人的观点生活很容易；在隐居时，以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能在无数俗人之中完美的保持了特立独行的个性。

        反对顺从一些对你来说已经僵化死去的习俗的原因，就在于它会分散你的精力，耗费你的时间，模糊你的人格。如果你支持一座僵化死去的教堂，为一个僵化死去的圣经社会效命，跟随一个大的政党去投票支持或反对政府，像白痴的管家婆一样摆你的餐桌——在这一切的遮掩下，让我发现真正的你是很难的。不过，做你自己的事，我就会了解你。做你自己的事，你就会让自己充实。一个人必须明白：顺从这种手段根本是捉迷藏。假如我知道你的派别，我就会预测出你的论调。我听说一位牧师把该教会制定的一项规章制度宣布为布道的题目。他根本说不出一句新鲜自然的话，我难道不会事先得知？尽管他夸夸其谈该项制度的存在依据，他却百分之百不会去做那样的事，对此我难道不清楚吗？他保证只看问题被允许看的那一方面，以一个牧师的身份去看，而不是以人的身份去看，我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被聘请的律师，法官席上的好些派头都是空洞到极点的装模作样。唉，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眼睛用一块手绢蒙住了，并把自己束缚到某一个普遍适用的观点上。这种顺从不仅让他们在几件事上弄虚作假，编造谎言，而是对所有的事情都阳奉阴违。他们的每个真理都说不上真。他们二不是二，四也不是四；所以我对他们说过的每句话都懊恼万分，我们不知道让他们改邪归正的着手点在哪里。与此同时，我们被本性急不可耐地套上我们所追随的党派的囚服。我们慢慢地长成同样的脸孔和身材，慢慢的学会了最温顺的愚蠢的表情。特别是有一种禁欲修行的经历，它也在一般历史中成功的大显身手，我说的是那“赞颂的蠢脸”，那勉强笑容，那是我们在与人相处，在我们对谈话毫无兴趣却要寒暄时假装出来的。肌肉活动不是自然的，而是被一种低劣不堪、跋扈蛮横的力量所牵弄着，紧紧的在脸的轮廓上绷着，心不甘情不愿的。

        因为不顺从，世人就对你处处不满，大加鞭笞。因此一个人必须学会判断别人的脸色。无论在街上还是朋友的客厅里，他都会遭人白眼。假如这种反感像他自己一样也来自鄙视和抵触，他不如耷拉着脸回家算了。但是人民生气的脸孔跟他们欢喜的脸孔一样，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而只是随着社会舆论的导向而被操纵着转换。不过比起议院和学校的不满，群情激愤要可怕多了。一个有丰富阅历的坚强人物，忍受有教养的阶级的愤怒算不上难事。他们的愤怒有所节制，因为他们本身胆小如鼠，本来就不堪一击。但是，如果在他们阴沉的愤怒之外再加上人民的愤怒，如果再有被鼓动起来的无知的穷人，如果还有被激发起来嗷嗷咆哮，龇牙咧嘴的社会最底层的野蛮势力，那么就只能需要极大的胸怀和宗教修养大显身手，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对待了。

        让我们不敢自信的另一个恐惧就在于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致；将我们过去的言行奉为金科玉律，因为在别人的眼里，除了我们过去的言行，再也没有其他用以推测我们为人处世的依据了，而且我们也不愿意让他们失望。

        但是为什么你要有头脑呢？为什么将你腐朽的记忆拖来拖去，惟恐与你在某个场合发表的言论自相矛盾呢？就算你自相矛盾，那又算得了什么？

        愚蠢的一致性是心灵卑微猥琐的表现，却受到小政客、小哲学家和小牧师的顶礼膜拜。如果强求墨守陈规，伟大的灵魂就将一无所成。他还不如去关心自己在墙上的影子。现在你有什么念头，就坚定地说出来吧，尽管它可能跟你今天所有的事都自相矛盾——“啊，那么你肯定会被人误解的。”但是被人误解真的那么可怕吗？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凡是有血有肉的每一个纯洁和智慧的精神都是这样。想要伟大就注定要被人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