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到了一九九一年，中间有些事情就略过了，太过琐碎。这年冬天，金三少横尸大十字街。

在花城发廊的前面，三少斜躺着。他是靠着发廊的墙壁做了最后的抵抗，十三太保将他围堵在这里，三少最后说了一句话:“有种你们就弄死我！”话刚完，一把刮刀插在了胸口，三少萎缩成一团，拐杖丢到旁边，两条小腿在搏杀中满是泥污血迹，像是折断的细小的枯木。他的一双眼睛还睁着，望着远方，瞳孔折射着不甘与绝望。花城发廊的音箱兀自唱着: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花心心的脸庞红嘟嘟的嘴……

我在人墙的缝隙中目睹了这一惨景，那个小小的人零乱的堆在那里，状如婴儿。我觉得阴囊倏的一紧，阴茎收缩，几近于无。逃到家里，褪下裤子，用热毛巾敷在裆部。我只是感觉冷，浑身抖成一团。等到身体松弛下来，它们又恢复如初。

这成了梦魇，我夜夜失眠。三少的死状不时吞噬我的睡眠时间，我常常独坐到天明，思考了一些问题。譬如三少的死，他用半残的躯体开辟了小小的领域，却落得暴死街头。还有桑美，从花城发廊拿了毛毯盖在三少的身上，遮住了他丑陋的躯体，并合上了他的眼，不必无语问天了。完事之后，桑美冲着环顾的人一笑，这一笑让人不明所以，像是嘲笑血腥的屠戮。

三少闯进我无数梦境里的不眠之夜，我想着桑美那一笑的含义。这笑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或许不具任何意义。但我患了解构的顽疾，总不肯罢休。

我越来越怕冷，走在街上，冷风如刀，便买了条廉价的围巾缠在颈部。到了夜晚，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直直的横在炕上。

旧历腊月，长征拉着我去见桑美。路上的积雪被踩了硬硬的一层覆在上面，到了人民电影院门口，长征吹了一声口哨，桑美就走出来了。她穿了黑色长体棉服，颈间是红色丝巾。

我们就找了一处背风的地方闲谈起来。长征掏出烟，桑美要了一支。铅云低垂，零星飘起雪花，桑美吸了口烟，说道:“诗人，你该去理发了。”又转向长征说:“他眼神太忧郁了。”长征打趣说:“也更有诗人气质了。”说完将烟头插在浮雪里。

是的，我形容枯槁，头发乱蓬蓬，因长期陷入思考的绝地而眼神呆滞迷茫。忧郁和气质想必是他俩的玩笑。

我转向桑美，问道:“我想知道那天你怎么笑了？”桑美悠悠的说:“我在哄他睡觉呢。”天大的事在她眼里都是笑话。长征在一旁插话:“那一页翻过了，别再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他接着说:“我要去当兵了。”说完他又燃起一支烟。我说:“当兵干嘛？”长征说:“我他妈给鬼子擦皮鞋，傻逼！”我说:“现在不打鬼子了。”长征定定瞅着我，“你有病了！”他说。桑美在一旁哈哈大笑。天色渐晚，我们散了。

长征说的不错，我也觉出异常了，我执拗于问题的思考，却游离在问题之外。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我除了看书，想问题，就是整理物件。我把所有的鞋找出来，成对的摆放在炕檐上，少了一只或是摆放不整齐，都不能上炕睡觉。我甚至把自己的几条内裤编号排位，按号穿着，错了就一天不得安生。

我不愿与人交流，拙于表达，捕捉不到别人谈话的主要信息，往往是答非所问，话不对题。我更愿意和自己对话。

到了年底，长征要我和他去大众浴池洗澡。我坐在休息椅上磨蹭着不脱衣服，长征已经赤条条地站在我面前，他很强壮，胯下黑乎乎一团。他说:“诗人，脱呀！见不得人啊？脱了都一个样。”

雾霭氤氲中，人们做了最坦诚的表白，物件齐全，彼此平等。长征一头扎进了浴池，然后探出头来喊我进去泡澡。我捂着下面怯怯地往里走，一个趔趄滑倒，仰面朝天躺在那里，目光都齐齐地看向我。我一时惶恐，退缩到墙角，双腿夹紧。大喊着:“长征，我要回家！”长征从浴池爬出来，摸着我的头说:“诗人，你怎么啦？”我说:“我就要回家。”

出了浴池，我到五中门口的报亭买了一本《诗刊》，翻开看到了海子的诗句: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还有一行小字:诗人海子，1989年3月26日，于山海关卧轨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