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人，我猜不出他的年纪，大概四五十岁？也可能更年轻些吧。岁月总是温柔不肯，时光的雕刻笔尤其不公，总是在劳苦的人脸上下笔太狠。
他是一个货郎。
此时的他斜倚着被打扮的像过时的圣诞树一样挂满了货物的摩托车，一只手拎着一个大喇叭，挤在墙根的热闹处，看着墙根下几个男人对弈的象棋盘。另一只手里，发黄的指尖夹着的卷纸旱烟不时的递到嘴边，深深的吸一口随即吐出浓浓的污浊的烟，含混着几声似乎夹杂着浓痰的咳嗽，让人听着，极不舒服。
他似乎不懂观棋不语真君子的道理，时不时操着一口不同于当地人的方言在旁指教着，但对弈的人，似乎并未采纳他诚恳而又明智的建议。任由他在一旁感叹，刚刚如若听他的，则输赢喜人。
我们这地方多年来走街串巷的货郎，似乎无一例外是甘肃省一个叫秦安的地方，也曾好奇打问，只说是当地营生。
记得小时候，每当听到从村头传来拨浪鼓绷绷的声音里夹杂着的“换针换线，线衣线裤，床单被套来……”的吆喝时，无论当时跳绳是跳到膝盖弯还是脖子的高度，亦或是沙包打得正如火如荼，都会丢下手里的游戏，急匆匆往家跑去。还真不是因为惧怕大人小时候说货郎子卖小孩儿的玩笑，而是要回家把自己积攒了不少时日的“宝贝”——梳落的头发，赶紧取出来，到那声音的吆喝者那里去，换来心仪已久的东西。
或是用尺子丈量出几米的松紧带，当做新的跳绳；或是上面歘满了彩色珠子，会动翅膀的蝴蝶发夹；或是粉的绿的各色的头花儿；又或是一个本一只自动铅笔等等等等，只要你手里积攒的长头发多，货郎担子里应有尽有的小物件便能随你挑。所以那时候，有着一头长发的女孩儿，就像长了一头的宝一样，梳头发的时候也不像现在的人，担心掉发，有时候头发落得不多，还会忍着疼生揪几根下来，为的就是下一次货郎的吆喝声响起时，自己能从那担子两头的小木箱里，换来更多的东西。也因为这以发易物的规矩，男孩子们这时候只能眼馋的看着挂在木箱里的带子弹的塑料小手枪，久久地徘徊在货郎的担子旁边。也并不是不能用钱买，他们心里晓得，节俭的父母是不会花买一袋盐或是一斤碱面的钱去给他们买这些无用的东西，虽然这是他们的英雄梦，但父母不会懂，其实他们，可能也不太懂。
除了小孩儿，各家的女人们，大都会攥着大坨的头发过来，围在货担旁，叽叽喳喳。看看货郎担子最深处压着的印花的床单，被套，看有没有时新的样子，质量如何，是的确良布还是涤纶布。亦或是为家里操劳的男人换上一身新的线衣线裤，这一般都需要好些头发，或者是一整条齐根剪了的辫子。有时需要跟货郎们讨价还价许久，这就到了各家女人显示精明的时候了，其实无非就是觉得交易不公，再趁一点针头线脑，一节做裤腰的松紧才满意而去。有时货郎也会觉得自己亏本，吵吵嚷嚷，最后的公平也不过从顾客家倒上一杯开水或要上半块馍馍了事。
小孩儿们总是百思不得其解，这都是母亲什么时候背着自己攒下的头发，藏在哪里了？下次一定偷着匀给自己一点，这样那粉色带图案的发夹就能换下一对儿来，脑门儿一边儿别一个才好看。
这些货郎大都一担货转上附近几个村子算完，我一直都很好奇，这些人也都算是远路上来的，那么他们晚上又是在哪里落脚的呢，在哪里吃饭呢，那一担子的货物，又是怎么重新好整以暇地满起来的呢？看来小时候求知欲还是不太强烈，想一想想不明白，也就过去了。
似乎打我记事起，就总是能看见这些挑着担子一口外地口音的汉子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村头巷尾，他们总是穿的朴素，一张黝黑的瘦脸也因常年的日晒风吹而沟壑纵横，斑白的胡茬倔强的扎着，似乎在对艰辛的生活，做着无畏抗争。
这些年，货郎鲜见，偶尔有，也如同眼前所见，担子换成了摩托车，和着拨浪鼓声的吆喝也变成了电子喇叭里机械重复的录音，货物也不再吸引孩子女人们簇拥而来了。其实货物还是当年那些货物，只是如今的农村，交通畅达信息开放，新的事物早已让人们的眼光高了许多，这些花花绿绿的物件，已经随着那个时代，一并被搁浅。
这些货郎，曾是那些年乡野里一道遥远的风景线。绷绷的波浪鼓声，也曾一声响过一声的散落在西北大地落日的余晖里。只是不知，如今，那些满满的货物，是否，还是他们的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