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衣冠与止水

高攀龙(1562年-1626年),字存之,又字云从,世称景逸先生,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人。 中国明末东林党领袖、政治家、思想家。

高攀龙从小就是一个“整齐”到了骨头里的人。

《明儒言行录》里记了他少年时的一个细节:长辈给他果子,他一定拱手去接;如果让他自己拿,他拿的也一定是长辈递过来的那一个,不多取,不乱动。一个孩子吃果子,本来是最随意的场合,但他从那时候起,就把每一个动作都收在规矩里面。

他读书读到朱熹说“入道之要莫如敬”,忽然觉得“是矣”,从此“一以整齐严肃为主”。“整齐严肃”这四个字,后来贯穿了他的一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端庄”,是他对自己身体和心念的一种日常管理。读书的时候,他觉得“意思不进”,反省的原因是“尊德性功夫少”,于是改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即使出门会友,水边、石上、僧房,都是他“默默斋心”的地方。五更天清气朗,正是他提策自己的时候。

一个把“整齐严肃”练了几十年的人,临死前把自己在水里摆成一个“平立”的姿势,就不奇怪了。那不是他在最后一刻突然做出来的壮举。那是他一辈子姿势的最后一个版本。

但他不是一个只会“静坐”的人。

万历十七年中进士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上疏驳一个叫张世则的佥事。张世则攻击程朱理学,请求改换传注,把自己的书颁行天下。高攀龙“不胜骇愕”,上了一道《崇正学辟异说疏》。万历皇帝批了一句:“高攀龙所言,有关世教。”一个刚入仕的年轻人,靠一道奏疏让皇帝记住了他的名字。

不久之后,他又上了一道更长的疏,论“大本大机”,从“上法祖”说到“操心”“讲学”“勤政”“发帑”“理财”,几千字,“语甚剀切”。然后他就被贬了。贬到广东揭阳,一个离北京几千里远的地方,做一个添注典史。

去揭阳的路上,他在船里给自己立了一套规程: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经过险峻的滩头,他“一一悦心”;坐在旅舍的小楼上读程颢、程颐的书,读到“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忽然“猛省”,觉得从前那些牵缠,一下子都斩断了。

到了揭阳,他“勤职事,课农”,替当地人除了一个凶人,做了三个月,找了个差事回了乡。回乡之后,他没有再急着出来做官。他和顾宪成一起,把无锡城东一座废弃的书院修了起来。

那座书院叫东林。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联络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等人,在宋朝杨时讲学的旧址上重建了东林书院。“东林八君子”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顾宪成亲手审定了书院的宗旨和会约,高攀龙在《东林会约序》里写了一段话,说自己读了会约,叹了一句:“至矣,无以加矣。”

但东林书院最出名的那副对联,不是高攀龙写的。是顾宪成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后来被贴在书院的柱子上,也贴在了整个晚明士大夫的精神门楣上。

高攀龙在书院里做的事情,比“关心天下事”要安静得多。他讲学,“一以程朱为本”,但又不是死守程朱的门户。他的学问从“格物”入手,强调“随事而精察”,最后落在“主敬”上。黄宗羲后来在《明儒学案》里把他和刘宗周并称“大儒”,说“今日之学者,大概以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

顾宪成死后,高攀龙主掌东林书院。他主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天启元年被重新起用。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岁了,历官光禄寺卿、刑部右侍郎,最后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个坐了二十七年冷板凳的人,在六十岁的时候,被推到了帝国监察系统的最顶端。

然后他做了一件把命搭进去的事。

天启四年,他上疏弹劾御史崔呈秀。崔呈秀是一个“极贪”的人,出巡的时候“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得苦不堪言,他还荐人、收贿、发人赃私,一身兼了各种贪腐的名目。高攀龙“首纠”崔呈秀,部议革职回籍,还要追赃勘问。

崔呈秀没有坐以待毙。他连夜投到了魏忠贤的门下,认了干爹。然后他反咬一口,说高攀龙“曲庇”陶朗先,借事报仇。魏忠贤“矫旨”斥高攀龙“结党”,把他削了籍,赶回了无锡。

第二年,东林书院被毁,杨涟等“东林六君子”被杀。第三年,魏忠贤命人伪造织造太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贪污白银十余万两”。缇骑从北京出发,往无锡来了。

高攀龙知道,抓他的人已经到了苏州。他也知道,进了诏狱之后,杨涟他们是怎么死的。他更知道,魏忠贤要的不只是他的命,是要他在死之前受尽羞辱。

他做出了选择。

遗表写得很短,核心只有一句话:

“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

——我虽然被削了籍,但曾经是大臣。大臣受了羞辱,就是国家受了羞辱。所以我朝北面叩头,效法屈原的做法。君恩没有报答,结愿来生。

他死,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算清楚了一笔账:如果他被缇骑押走,在诏狱里被拷打、被羞辱、被按着头“认罪”,那受辱的不只是高攀龙一个人。一个曾经做过左都御史的人,被阉党按在泥里,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大臣”这个身份可以被随意践踏。他不允许自己的受辱变成对国家体统的又一次羞辱。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不受辱”的死法。不是上吊,不是服毒,是投水。投水是屈原的死法。屈原投汨罗江,是因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高攀龙投池,是因为他要在一个“浊”到连诏狱都可以被阉党私用的世界里,给自己留下最后一点“清”。

他的朋友后来收到了一封别书,里面写:“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李元礼、范孟博是东汉党锢之祸里死的名士。他把自己和他们归到了一类。又说“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一辈子的功夫,到了这一步,算是用上了一点。

“得少力”三个字,很轻。但一个练了一辈子“主敬”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把自己在水里摆成一个“平立”的姿势,那不是“少力”,那是全部。

高攀龙死后,东林书院的命运跟着他一起沉了下去。天启五年书院被毁,崇祯即位后魏忠贤伏诛,书院又恢复了讲学。清初,他的侄子高世泰赎回了高氏旧宅,在池塘上建了“止水祠”,祭祀这个在水里站着的先人。

那方池塘,后来被称为“高子止水”。它在无锡闹市的一条巷子里,面积不到九平方米。郭沫若后来题了“高子止水”四个字,刻在池畔的石碑上。一个生前在水居里隐居了二十七年的人,死后被一方小小的池水记住了。

他的学术影响没有断。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把他和刘宗周并列为“大儒”,说“可以无疑”。他的《高子遗书》被收进了《四库全书》,门人陈龙正编定,十二卷。他在东林讲学二十多年,培养的门生散在江南,继续讲他讲过的那些话。

他少年时接果子要拱手,读书时要“整齐严肃”,出门在水边石上也要“默默斋心”。这些事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修身的小节,到了天启六年三月十七日的那个夜晚,才露出真正的分量。一个人用一辈子管理自己的姿态,最后管理出了一具在水里“平立”的尸体。那不是给谁看的表演。那是他唯一会用的、对这个世界说“不”的方式。

池水还在。九平方米,很浅,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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