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将是为越来越多受过多年正规学校教育的大批年轻人创造工作机会，并安置好“老一辈”需要转变职业轨道的知识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

这是单靠政府无法顺利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会对国家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但它们都不是政治问题，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可以从容应对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理论或经济政策可以处理的问题，只有各行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层和知识工作者、专业人士或管理者个人才能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的二三十年，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是，发达国家经济振兴普遍不如新兴市场国家好。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绝对出乎世人意料，史无前例。

国家经由工业化前期进入到工业世界的巨大转变，其中以超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最为明显。工业化前期的农村人口，都大量奔向城市。巨大的人口流动似乎只是短暂的历史现象，事实上不少城市已经容纳过多的工业化前期移民。

2018年，珠三角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减少了180万。同年，广东省净流入人口80万，意味着这一年约有260万流入了广东的新增常住人口并非以往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意味着不少城市对依然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将不升反降。

这反映的无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进步。二战前，发达国家取得的所有经济发展成就无不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然而二战后发展起来的非西方国家，从日本开始，没有再采用技术创新的方式，而是引进借鉴先进国家的培训方式，几乎在一夜之间大幅度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这些工人大部分原本无一技之长，除了种植水稻外，在任何工作上都缺乏技术培训，然而正是这些新兴的劳动力，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以仍处于工业化之前水平的工资待遇，取得了高的生产率。

与此相伴的是新生代年轻人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不断延长，“教育爆炸”彻底改变了劳动力供给。这些后来人只适合从事“知识工作”或技术工作。每一个新兴产业都将以知识为基础，很少有基于经验的新产业能存活。传统手工艺已经过时，其基本假设在大工业社会也不再适用。任何工作都可能有多种做法，解放手工艺而非废除手工艺。新兴产业主要雇佣知识工作者，而不再需要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

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必须加快而不是延缓从体力劳动到知识工作或技术工作的转变进程。鼓励逐步减少纯体力劳动，无论是技术还是非技术的，皆由基于知识的技术工作替代。

以此同时，一个非经济的巨大社会变化体现为人口结构和人口动态的转变。婴儿出生数骤降属于空前，最根本的是老年人口占比快速上升，历史上从未有过。

无论工作多么令人满意，已年届不惑的“老一辈”知识工作者（数量并不少），很多都会在进入中年早期就开始厌倦工作。早在退休年龄之前，更不用说在身心残疾之前，他们对驾轻就熟的工作就已经失去了再创新的活力和动力，既缺乏挑战，也难以让人兴奋。

不过，需要认识到，这不是个人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知识工作者对变革的现状犹豫不决出现的共同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这大概是一个转型中的工业社会难以避免的结果。知识工作者或技术工作者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业人士”（事实上确实是），但组织无不将其视为组织内部的成员，他们不过是昨日的“工匠”，并非旧时代“专业人士"真正的继承人。

一个有所成就的知识工作者，在45岁或50岁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尚处于鼎盛时期。如果他们感到厌倦和无聊，那是因为他在固化的职业生涯中已达到了贡献和成长的极限，无论其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心知肚明。

现代社会，人不能简单按年龄大小来判断是否已变老。有些65岁的人，比40岁的人还年轻。反之，有些40岁的人，没过几年后便江河日下，甚至猝然离世。

在财务上为退休做好规划是个好主意，但在心理上为退休而不离休做好准备更有意义。延长教育年限本身只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结果，而非原因。

传统的就业结构已难以为继。就业重心已迅速从体力劳动转变为知识工作和技术工作。也唯有如此，才能最终也最有可能顺利释放仍然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产力。

我们需要创造大量的第二职业机会。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已有经验看，延迟退休虽势在必行，但只会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