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都深信，我是个幸运的人，每走一步都能遇到贵人，遇到给我指明方向、给我前行力量的贵人。
需要铭记感恩的贵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当数彻底改变我军旅轨迹、引领我走得更高更远的吴大哥吴其海处长。
一直以来，没敢叫他大哥，觉得那是对他的不敬。
一直以来，我都叫他处长，尽管他并非一直都当处长，尽管他四年前已从正师职领导岗位上退休，但我似乎从来都只叫他处长，从未有过改变。
一直以来，我都把他当做大哥来铭记来感恩。虽然至今没有回报过他什么，但我相信终会有回报他的那一天。
一
其实，我和吴处长的相遇相识，纯属意外。
2001年初秋时节，时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秘书群联处正团职副处长的吴其海、新华社沈阳军区支社社长张宝印、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报道组组长李志一行三人来到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加格达奇，采写地委书记杨喜军拥军优属的长篇通讯，准备在《解放军报》进行重点宣传。
因为属于双拥范畴，这件事归军分区群众工作部门管，与我们宣传科没有直接干系，协调和接待工作，也应由他们负责。
可能考虑到我偶尔也在报纸上发表新闻稿件，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向上级机关学习的机会，军分区黄臻政委和政治部李健夫主任一碰头，把协调和接待工作一古脑儿交给我，让我全权负责，还说如果干不明白，要拿我是问。
那时我还是个副连职干事，一个小小的中尉，一下子受领如此重要的任务，真有些惴惴不安。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说说讲讲，不能推三阻四，只好硬着头皮，全力以赴地做好相关协调保障工作。
这就样，有了与吴处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期间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我要做的工作，不过是协调一些杂事，偶尔也和张社长、吴处长他们一起讨论素材怎么收集、稿件怎么写，也就是跑跑腿、动动嘴，并没干多少实事。
三两天功夫，采访任务结束，吴处长他们离开加格达奇。
这件事情，我以为就此了结，不会跟我产生多大关系。
二
过了一些时日，有关杨书记宣传的消息从哈尔滨反馈过来，说是军报那边版面有些紧张，需要再耐心等一等。
这一等就是三四个月。直到2002年春节后的一天，军分区黄政委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要派我去北京出趟差，到解放军报社协调一下杨书记的宣传事宜。
当时我真的有些蒙圈：让一个小干事到军报去协调如此重要又如此有难度的事儿，岂不是赶鸭子上架？
黄政委见我有些紧张，笑称你就是去跑个腿儿，相关工作省军区秘群处吴处长已经协调完毕，你听他吆喝就行了。
没有退路，只好胆战心惊去哈尔滨找吴处长。
邻家女孩对我的这次北京之行高度重视，坚持认为这对我可能是个崭露头角的难得机会，她花了大价钱，给我买了有生以来第一部手机三星800，说是到北京联系事情方便。
忐忑不安的来到哈尔滨，第一次走进省军区机关大楼，从大兴安岭莽莽林区走出来的我真有点大气都不敢出的感觉。
在那间位于三楼的办公室，吴处长乐呵呵地给我交待进京的各种事项，告诉我不必紧张，该联系的他都联系完了，我照着落实就行。
那天中午，吴处长安排我吃饭，我也有了第一次到省军区八一宾馆就餐的机会。
因为有吴处长的全程指导，到北京后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总体上还算顺利，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顺便吐个槽，因为办的是本省通，没有开通漫游功能，邻家女孩花大价钱买的手机离开黑龙江就没了信号，进京后压根儿没有派上用场。
三
从北京回到加格达奇没多久，有一天吴处长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到省军区机关锻炼一下？
我又些蒙圈，满脑子问号：怎么个锻炼法？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过去帮忙干几天活就回来？
见我如此愚钝，吴处长不得不挑明：我到纪检处当处长了，想调你过来。先帮助工作，条件成熟了再办理调动手续。
帮助工作是上级机关选调新人的惯用说法。说是帮助工作，实际就是试用，试用合格正式调入，试用不合格打回打回原单位。
能进省城工作，我当然愿意。之前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也动过调我去搞新闻报道的念头，却迟迟没有动静。承蒙吴处长看得起我，我自然会倍加珍惜。
我愿意去省军区机关，军分区黄政委和新来的政治部黄庆龙主任却不放行，他俩反复找我谈话谈心，再三动员我留在边防建功立业，还承诺要给我记二等功。
在这之前，我给驻漠河边防某团捧回多年来第一樽沈阳军区新闻报道工作“前进杯”，算是开创了先河，团领导很高兴，军分区首长很满意，加之我负责的部队教育、文化建设等工作也完成得不错，领导们总琢磨着要好好褒奖我。
最终，我选择放弃二等功，坚持要去哈尔滨，并于2002年3月23日离开加格达奇。
事也凑巧，我到省军区政治部纪检处报到的第4天，也就是3月27日，《解放军报》推出关于大兴安岭地委书记杨喜军援军优属的通讯《情洒边防军人》。
让我深感意外的是，这篇我并没有直接参与撰写的稿件竟然有三个作者：吴其海、张宝印，还有我。
问到这个问题，吴处长淡然一笑：“你没少付出啊，挂你的名字应当应分。再说，对你们年轻人而言，能在军报发表文章，百利而无一害……”
顿时莫名感动，更加庆幸自己坚持成了吴处长的部下。
四
我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纪检处工作了三年，也跟着吴处长学了三年。
不仅学写材料，还学做人，学着做一个有胸怀、有大爱、愿帮人、乐助人的好人。
这三年，给我的锻炼和影响是巨大的。在吴处长潜移默化的帮带引领下，无论是笔头功夫还是心态胸怀，于我而言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吴处长确实是个好有胸怀的老领导，总能宽容包容部下的缺点。
在纪检处那三年，我活儿没少干，成果没少出，但失误和差错也不少，加之当时年轻气盛，又很倔强，经常气得吴处长瞪眼睛吹胡子，有一次气得他直拍桌子。
尽管如此，吴处长并不跟我计较，该怎么帮还怎么帮，该怎么带还怎么带，一心想着为我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2005年夏天，吴处长找我谈心，说他准备把我推荐到组织处去，说那里更适合发挥我的特长，也更利于我今后的成长。
是的，在纪检处那三年，原本不怎么擅长写内部材料的我，跟着吴处长学了不少，在省军区政治部年轻一点的干事里算是小有名气。
吴处长就是这么一个好领导，从不考虑自己工作受不受影响，宁愿自个儿吃苦受累，也要给部属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后来，因为另一个兄弟处室的同事必须到组织处解决后路和前程问题，我去组织处一事泡了汤。
吴处长告诉我别急，说他另想办法。
吴处长开始和宣传处陈国富处长商量，想让我去宣传处工作。
在我们政治部，组织处和宣传处都是主力处，都是事多活多成果多的地方。
陈处长和吴处长是莫逆之交，吴处长一说他就答应了：“让这小子来吧，让他来搞新闻报道。要不是你提前下手把他调到纪检处，他早就是我们报道组的一员了。”
吴处长坚决不同意我去报道组，说搞新闻报道太单，坚持推荐我去宣传处负责理论学习或是思想教育。
几经协调，两位处长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并争取到省军区政治部领导的支持：让打算转业回地方发展的宣传处报道组组长李志到纪检处工作，我去宣传处负责部队教育。
就这样，我从纪检处调整到宣传处，开始接触部队中心工作，开始在更广更大范围内发挥我的文字特长。
我走之后，纪检处原来主要由我负责的文字材料，更多压到了吴处长身上，他经常加班加点，很是辛苦。
我看着不忍心，告诉吴处长有什么活儿尽管找我，我会一如既往，决不偷懒。
吴处长乐了：“你净瞎扯，哪有宣传处干事跑到纪检处干活的道理？好好干你的本职工作，我没事，累不着。”
到宣传处之后，我会经常去向吴处长请教工作中的一些疑惑，包括后来我调到沈阳军区机关，也包括再后来调到石家庄，遇到什么困难或困惑，只要打电话给吴处长，他总会耐心地帮我分析、给我建议、教我方法，耐心细心，事无世细。
教育干事干的是苦活累活，也是个容易出成绩的工作岗位。
从2005年7月底调入宣传处，到2007年底调往沈阳军区机关，我逐渐成为宣传处主力干事，成为整个省军区机关年轻参谋里的先进分子。
2007年11月，我被树为省军区“优秀机关干部标兵”。
在机关干部大会汇报收获和体会时，我确立了“像老机关那样勤勉敬业”的主题，三个方面内容也由此展开：像老机关那样勤于学习，像老机关那样勤勉敬业，像老机关那样勇于创新。
在这次大会发言里，我郑重提到了早已不是我处长的吴处长，提到了他对我的无私帮带和深远影响。
五
那次大会发言后不久，沈阳军区政治部纪检部便决定调我过去工作。
省军区政治部李春明副主任再三做我工作，让我留在哈尔滨，说你是年轻干事里的佼佼者，这里有你的用武之地，大可不必到沈阳去折腾。陈国富处长也不大同意，戏我留在哈尔滨继续发展。
早已提升为副师职干部的吴处长坚定地站在我这边，支持我去沈阳军区机关工作，并帮我一一扫清障碍，让领导们不再反对我调走。
成为吴处长的部属，绝对是人生一大幸事。
不仅是我，比我晚一年调入省军区政治部纪检处的勾建强老兄也深有同感。
老勾是山东人，性格内向，不善表达，是那种只知道低头干活很少抬头看路看天的实诚人。
如果不是因为吴处长的极力推荐和鼎力相助，老勾的出路或许只有一个：去某个偏远人武部当政委，之后转业回到地方。
吴处长一步一步为老勾设计发展路径，全力以赴地向领导推荐。
于是，老勾从纪检处的一名正营职干事，奇迹般地成为宣传处副处长。这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有想到半路会杀出一个程咬金。
后来，老勾提了正团，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保卫处长。
再后来，老勾回到他的老部队，成为那个旅的政治部主任，之后一直顺风顺水，去年已从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
这一切，抛开老勾的综合素质和优良品行，吴处长对部下的持续关注与辅助帮带，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渝夫2011年12月16日晨于沈阳，2020年1月16日晨完善于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