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每个人的大时代，这是一个人的晓年鉴，我是高晓松。

各位晓年鉴的知音，大家好，今天咱们来到了1972年，我三岁了，应该说到1972年11月，我才三岁啊。

但是据家里人回忆，差不多我两岁多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了1972年，才能比较流利地说话。

我小时候是那种一点天分也没有的笨小孩，说话和认字都比较晚。

据我妈回忆，可能我都四岁了，拿张牌教我认那J ，说认了一天，我也不认识，所以从小属于比较笨的人。

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爱笑，我为了做这个晓年鉴，回头看了很多我们家互相之间写的家书，还挺感动的。

我爷爷的字写得非常漂亮，以至于我最近看还很感怀，很怀念他。

后来我七岁就离开上海了，一直在北京，他给我写过很多信，教育我如何做人，如何学习等等，都用他那一手非常漂亮的字。

家书我看得特高兴，基本就说俩事，一个就是食量惊人，之前已经汇报过了啊，一顿饭吃enzidai。

再有，就是我特别爱笑，这个特别好的优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那个信里，说我看见毛主席像就特别高兴，就哈哈大笑，听见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就哈哈大笑。然后家里人为了逗我笑，没事就毛主席，毛主席，然后我就哈哈哈哈乐得不行。

1972年，我们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和这个世界当年最大的事件还有一点小联系。

那年世界上发生的最大事件震惊全球，就是尼克松访华，两个坚决对立、互相敌视了20多年的国家，一下子走近了。

差不多1972年初吧，尼克松访华。

当时做了很多预案，就是说他要看哪里。其中一个是说他有可能来清华大学，因为清华是当年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美国部分的退赔建立的。

不知道当时是沟通过这个选项，还是我们预做的准备。就是说，如果尼克松来访问清华大学的话，那已经文革时代了，当时清华的负责人，池群、谢静宜都是文革里的干将，没什么学术水平，也没法拿上台面，所以说找一位清华大学之前的负责人，也能说外语，也拿得出手，如果来访问清华的话就由他来接待。

这时就把我外公想起来了，据说是周总理钦点说，把张维同志调回来。

于是我外公就从江西鲤鱼洲养猪的地方，比其他清华教授和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提早了四年解放，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当时重新买了一点点家具，全都是可以折叠的，随时准备好能卷包就走。当时没有学校领导、校长什么的，就叫革委会副主任，也还是相当于副校长，还是负责教学科研什么这些事情，当然了文革期间也没什么可负责的。

尼克松最后没来清华访问，但是呢，我们家也就因此“解放”了。

我外公就去巴黎担任当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执行局常委，代表亚洲常驻了巴黎好几年。

以至于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些西方的玩具，记得很清楚有个叫砸炮枪，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就是那种用那个一卷儿，上面有好多小疙瘩，每个疙瘩是个小火药，开枪的时候就砸那个火药，发出啪啪的声音，还有火光。

我小时候有次挨打也是因为玩那个枪。玩高兴在地上咔~~磕了半天，给磕坏了。

我小的时候特别淘气，多次因为搞破坏而挨揍。一次是因为这个，从法国带回来的玩具；

还有一次是把家里的钟给拆了，拆了以后都塞到我上海的那个家的地板缝里去了，那时候地板都比较老，把一个钟就给毁了，那时候钟还挺贵的，于是又挨了一顿打。

我外公在巴黎待了几年，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给高级官员补助的，后来他给我说大概每天几十美元吧，我忘了是70还是多少，反正当时听着还觉得哇~好多钱，但他一分钱都没敢动，大概四年下来，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的所有补助全都捐给国家。

尼克松访华的阵容很大，当时跟他来的还有美国大概上个世纪最大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汉学家，叫费正清，英文名叫Fairbank，是个美国人，是尼克松的智库，到现在为止，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也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的智库和研究中心。

他的夫人也是美国人，中文名字叫费慰梅。他们两个民国期间在中国待了很多年，和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就是他们最铁的哥们吧。

费慰梅也是林徽因最铁的闺蜜，但是他们回到美国很多年，跟中国失去了联系，因为中美两国那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导致林徽因1955年去世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跟着尼克松到了中国，急切地找老朋友梁先生和林先生，发现林先生很久以前就去世了。而梁先生呢，其实只差一个月就见到这两位老朋友，他是1972年1月份，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

结果就在那之后一个月，费正清和夫人来了，找来找去没找到他们俩，找到了他们两个的女儿梁再冰，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还跟梁再冰见了面，吃了顿饭。

梁再冰阿姨晚年的时候，我要写林徽因这个剧本还去采访过她，她跟我讲了这一段。

她说那顿饭我一句话都没说，当时整个的环境吗，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沉默着吃了一顿饭，非常让人唏嘘。因为费正清夫妇实际上是看着梁再冰出生长大，两家是最好的朋友，最后一顿饭一句话都没有讲。

梁先生和我们家，因为我之前节目讲过很细了啊，就不多讲了。

数十年的邻居，从在清华胜因院开始就住前后院，后来大家又搬到清华西南给校领导建的小区里，梁先生虽然不是校领导，但因为崇高的威望就也搬过来了，依然住在我们家斜对门。

那时候，这边住了我们家、梁先生以及一些以前的校领导等等，后面还有个大教授的楼，我记得住了很多人，包括杜宪的父亲杜庆华，还有水利大师黄万里，他虽然不是院士，但是大师，57年也被打成了右派。

然后住着无线电系当时的一位大教授，后来也是院士，常迵先生，他其中一个儿子就是现在中信集团的老大，叫常振明。

梁先生不但是我们家的邻居、好朋友，刚解放的时候，梁先生还是清华的建筑系主任，我的外公是清华的土木系主任，大家知道，建筑、土木基本上就是最配合的两个专业，而且梁先生还是我母亲的恩师。

我妈说那时两家都在北戴河度假，梁先生问我妈说，你爸让你学什么呀？那个时候还都是听父母的吗。

我妈说我爸让我读外语，梁先生就说不要读外语啊，外国人不都会说外语吗？ 你应该学建筑，你会画画等等，你就来学建筑吧！所以我母亲最后考进了清华建筑系，师从梁先生。

梁先生在文革中间受到很多迫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各种批斗游街。

再有就是抄家的时候，还抄出了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的一把剑，上面写着“中正赠”，林恒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空军的烈士，在成都空战中牺牲了，那时空军的军官有一把写着“中正赠”的剑，也当成了一大罪状。

而且梁先生的身体非常不好，他年轻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骑着摩托车被汽车撞过，导致脊椎受伤。我妈给我讲过，她小的时候梁先生逗她乐，把一直穿在身上的保持自己脊椎的铁马甲解下来，一下子头就能垂到脚面，逗我妈说：大虾米，大虾米，还有一张跟我妈我舅舅的合影，专门写着大虾米与克群克诚合影，在北戴河边。所以受了非常大的痛苦。

但梁先生那时特别认真的反省自己，而且很痛苦的是，他真的觉得一定是自己错了，因为那个时候全盘复制苏联的教育吗，说过去的教育是不对的等等。

他开始不理解，后来真的觉得自己错了，但还是没有理解为什么错了，导致最后没能熬到文革结束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