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近四年时间，每到假期回家都有一种日渐冷清的感觉。北方的冬天，树上的叶子落得毛都不剩，村子后面海拔三十米的小山包上，秋季的荒草也被牧羊人赶着自家的羊扫荡的一干二净，除了傍晚归途中的羊倌的吆喝声，街上几乎人烟荒芜，这便是到了年下的家乡了，干燥，荒芜。这和记忆里的不一样，每次出走很久心里最大的牵念就是曾经人群哄哄闹闹的记忆，因而不管那一次回来仿佛永远没有心理准备，总有落差。
小时候在家快到年下的时候，总会有人撺掇请一班大戏，家家热烈呼应，不久就能在村头的空地上搭起一个简易的戏台，戏班也到了，先在自愿拿出空屋的人家住下来，晚上就开唱。那个时候位置很难抢的，有一次我妈带着我和堂妹晚去了一会儿，不光合适的位置没有了，连戏班酬宾另加的二人转也没有听到。我们倒是无所谓，到了地方有一群孩子在等，都没有听戏，绕着戏台乱闹，大人也不管。有的时候挤在人群里，大人也鞭长莫及，但他们有办法，不一会不知是谁拿东西敲你的头，正吃痛，回过头去奶奶拿着一根珠圆玉润的大糖葫芦在遥远的人群那边伸给你，想气也不成了，只能乖乖的到奶奶身边拿了糖葫芦。
大戏唱到很晚，乡亲们一直等到戏班也下台才开始渐渐的散去，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唱戏的时候正刮风刮得厉害，晚上戏散了，我爸上前去问人家演员“这天穿这么薄你们冷吗？”我在旁边也满心期待她的回答，那个女孩还带着浓浓的妆，戴着那些神奇的头饰以及垂到脚跟的长发，风自然地钻进她的裙衫，蓬蓬的，衣角略微掀起。表情却全没有在台上的灵动而是一脸的高冷，过了好一会才冒出几个字“能不冷吗？”是啊，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我想那时我爸也是悻悻地走开的吧。
那时候看戏有时是秋收后庆丰收，有时是为了过大年，有时可以没有理由只因为农闲，大家聚起来找找乐子。小时候家家的条件也都不是很好，但偏就是那时候才会一呼百应。每年一度的大戏后来停了好久。
后来稍大一点，有的人耐不住寂寞，过年时费了很大的功夫，把能叫出来的人都叫上，集合了十来个烟花筒子，在正月十五月亮升起的时候，一群人爬到那个小山包的最高处点了火，那是我听过响的最长的烟花筒子。在那一刻年纪大一点的长辈立在旁边淡定旁观，年纪轻的少女们，比如我，捂着耳朵边看边瑟瑟发抖，同龄的男孩在四处找柴火准备搞个事情，还有一群小跟班跟在他们身后。远处的山村仿佛在回应我们，烟花接连着我们的升了空，一时间四方竞放。烟花划破黑暗的天际，照亮了对面的小山的轮廓，在半空中开出一朵多彩的花，听到一段粉碎的声音，然后散去了。烟花的声音如波纹一般层层的消散又不断的重新漾起，大概20几分钟才重归寂静，天空似乎更加漆黑，也没有了来时的人声鼎沸，新年的最后狂欢过去了。
这样新的创意也不过进行了一年，大年是过的越来越寂寞了，孩子们靠手机网络度日，大人们成宿的定在麻将桌前，从前一条街往后一条街去，遇不到几个人问上一声“过年好！”。
现在人们常说城市里的人都变冷漠了，邻居好多年也有不认识的，我倒是觉得当前的情况是那里也逃脱不了这种隔阂冷清带来的寂寞。好在家里近些年的冷清只是缺少了合适的方式。
今年过年就有人开始组织秧歌队，他们把家里陈年的老鼓翻出来蒙上了新的鼓皮就轰轰烈烈敲起来了。一开始说来很好笑，起头敲得最欢的是我姥爷和其他两个老头，我姥爷算是最年轻的了，66岁。他们哥仨每天吃完了晚饭就在村子中间一顿干敲，两三天都没人回应。时间长了，人们像是接到某种感召，先是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后来自然而然就扭起了秧歌，会鼓点的轮流敲鼓，会扭得按大小个排成长队舞着扇子动着手绢，渐渐形成规模。我妈因为学习能力强，被大家赋予了教练的职位，她自己先在网上看视频学会一段，再教给其他人，她在这里面获得了莫大的成就感。不看不知道，那些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们中间真是卧虎藏龙，越跳越到了十分放松自在的状态，他们居然彼此尬起了秧歌，彼此斗完了，忍不住放声大笑，围观的人也忍不住捧腹，整个街上飘荡着乡亲们的笑声，久久不断。
今年临走的时候去看他们扭秧歌，姥爷手里的锣过了个年已经破了一个洞，还是敲得很欢，完全不顾及锣的感受。据说他们明年的目标是买上统一的衣服。感觉再过几年，脸上上了妆，就要走向世界了，这是玩笑。年轻人都放不下面子融入到里面去，不过看到几乎全村的乡里乡亲聚在一起那么乐不思蜀，还是禁不住为他们高兴。
我的家乡很小，村东边的鸡叫西头都可以听到，我对家的记忆也就不止自己的一个小家，还有很多家，所以我永远乐于看到这样美好的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