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
蔡元培,原名汝贤,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自幼便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秉持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这为其日后的教育革新和爱国救亡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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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成长于典型的江南书香世家。
父亲蔡光普是晚清秀才,虽未能登科及第,但重视家庭教育,为蔡元培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母亲周氏仁慈,对蔡元培的品行塑造有重要影响。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其人格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母亲的早逝使得少年蔡元培早早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和生活的艰辛,这或许促使他更加坚定了通过刻苦学习改变自身命运和社会状况的决心。
良好的家庭教育也为蔡元培日后成长为一位强调和谐共生、尊重他人、注重品德教育的教育家奠定了基础。
青少年时期,蔡元培就表现出优秀的学习能力和勤奋好学的态度。
17岁中秀才,18岁设馆教书,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26岁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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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蔡元培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养正书塾(今浙江大学前身),1907年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哲学、心理学及民族学。
在德国的四年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当时,外国人编写的伦理学史中,对中国伦理学史的阐述不一,急需中国人进行系统化更正。在此背景下,蔡元培于学习间隙,在参考材料匮乏的情况下编写了《中国伦理学史》。
这本书系统介绍了中国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并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伦理学史》收录了蔡元培所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
“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
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回国后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倡导“五育并举”——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这种全面而前瞻的教育理念对我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回国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亲自规划教育方针,制定现代教育制度,并提出修改学制、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
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
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1913年,蔡元培46岁,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学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后来,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华法教学会,提倡勤工俭学,希望以此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
邓小平、周恩来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学完成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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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年末,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发表就任演讲时,他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抱定宗旨;第二,砥砺德行;第三,敬爱师长。
他废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代之以现代学术评价体系,这一创新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术热情,为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他推行学分制,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课程,这一创新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蔡元培深知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
他鼓励师生们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营造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创新,使得北大成为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中心。
除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创新外,蔡元培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他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在他的领导下,北大涌现出了一批批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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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就职期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了抗议政府逮捕学生,提交辞呈。
他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为支持蔡元培,也纷纷提出辞职。
后来,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后,蔡元培又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
蔡元培一生为教育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