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介绍了《左传》《国语》中有关师旷的记载，今天我们主要来分析一下这些记载的性质，是否是师旷小说，以及对于后世师旷小说的影响。

《左传》《国语》中相关材料的性质

我们所讨论的重点是师旷“小说”，那么《左传》《国语》中的记载能否被视为师旷“小说”呢？

事实上，《左传》《国语》中有关师旷的记载历来是被作为师旷“小说”研究的最重要的材料运用的。因为这些材料比较完整，具有一定的情节、对话，与我们今天所言的“小说”比较接近。故卢文晖辑佚小说家书《师旷》时也将这些材料纳入其中，不少研究师旷“小说”的论文也将这些材料拿来使用。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疑问，材料是有关师旷言行的记载，师旷形象得到了一定的展现，具有小说的某些特征。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合理，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这些材料主要出自《左传》，《左传》记载的历史，一般是被视为信史的，这并不符合小说“迂诞依托”“浅薄不中义理”的特点。特别是在汉代经学独尊时期，很难将其与“街谈巷语”的“小道”相联系。

这些材料中虽然存在被今人视为神奇的记载，却是符合师旷瞽矇乐官身份的，若将其置于先秦的时代背景中，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师旷歌风而知胜负，便是太师的职责所在。《周礼》记载：“太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故林栗《周易经传集解》：“若谓吹律以听军声，乐师之职耳。”

至于如何听军声，现今已难以考证，《史记正义》引《兵书》云：“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此说可作参考，先秦时期太师听军声是否如此，则不能确定。

通过音律预知胜负兴衰，体现了古人对于音乐的神秘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战争之上，乐与政通的思想也体现了这一点。《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

因此，师旷歌风与我们所熟知的季札观礼，都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出现的。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师旷吹律显然是不能被视为“小说”的。

又如师旷推算年龄一事，也与瞽矇乐师职责有关。

《周礼》：“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瞽矇的职位虽次于太师，却和太师同属瞽矇乐官系统。师旷对谱系纪年的谙熟，正是瞽矇乐官“世奠系”的职责。

所谓“世奠系”，郑玄《周礼注》引杜子春曰：“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

正是对诸侯、卿大夫世系的熟悉，师旷才能迅速断定长者年龄，并说出长者出生那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因此，此事并不稀奇，亦无神秘之处。

此外，瞽矇乐官还具有劝谏君王的职责，即“瞽为诗，工诵箴谏”。而从以上材料来看，师旷亦多劝谏之词。如师旷对卫献公被逐之事以及石头说话之事的观点都是师旷委婉劝谏的表现。而石头说话一事，本身具有神秘性，师旷却没有将神秘性作为叙述重点，而是将重点引向劝谏，保持了整体事件记载的平实风格。

第二，这几段记载中，师旷形象并没有得到特别突出表现，材料所叙述的重点并没有集中到师旷一人身上。如《襄公十八年》记载，虽然记载了师旷对军情的预判，但其预判是和其他人的预判并列出现的，并没有超越他人的高明之处。同样的情况在《襄公三十年》师旷推知年岁之事中也存在。而从整体来看，师旷的贤臣形象，在《左传》《国语》所记载的众多贤臣形象中，也并无特殊之处。有些学者曾指出师旷言行，体现出民本思想。而事实上，师旷的民本思想，也是和《左传》《国语》的整体思想特征相一致的。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并不主张将《左传》《国语》中这些材料视为“小说”。

《左传》《国语》为“小说”中师旷形象确立的特征

《左传》《国语》中有关师旷的记载不能被视为“小说”，但却为后来师旷“小说”的创造确立了师旷的形象特点。这些特点成为后世师旷“小说”衍生附会的基础，后世产生的众多的师旷“小说”，大都围绕这些特点展开，因此《左传》《国语》中有关师旷的记载，是后世师旷“小说”最为重要的材料来源。

第一，预知吉凶。在《左传》《国语》的记载中，师旷多次预言吉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师旷歌风”一事。师旷通过歌风，预知“楚必无功”。此外，师旷预言公室即将衰微，以及预言齐军撤退都体现出师旷预知吉凶的特点。欲知祸福吉凶，历来是小说夸饰的重点，师旷既然具有这个特征，也必然会附会出许多师旷预言吉凶祸福的“小说”来。《淮南子·齐俗训》即言：“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相较《左传》记载，《淮南子》明显具有“小说”特征，虽然《淮南子》只有片言，但可以想见，当时所流传的师旷“小说”中，师旷预知祸福的能力已经得到了突出强调。

第二，博物广知。无论是师旷识别鸟声，还是对石言的解释，又或是推知年岁，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师旷博物广知的特点。宋张纲《华阳集》卷三十四《次韵国衡》一诗，有“师旷贤多知，苍史圣重目”之句，诗中师旷与仓颉对举，而师旷所被强调的正是“多知”。所谓“多知”应该就是指师旷博物广知而言。博物一直是古代小说中的重要内容。从《山海经》起，地理博物类著作层出不穷即说明了这一点。汉代小说中孔子博物广知的一面即被突出强调，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和师旷相通的。如《孔子家语·致思第八》记载孔子辨萍实：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 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于鲁，问于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为能获焉 。”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

此事又见《说苑·辨物》，足见流传之广。在《辨证第十四》还记载了孔子识“商羊”的故事。而在《辨物第十六》中，类似记载更多。

后世有关师旷博物广知的“小说”也出现不少。如《说苑·辨物》所载：

晋平公出畋，见乳虎伏而不动，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出，则猛兽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见乳虎伏而不动，此其猛兽乎？”师旷曰：“鹊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状有似駮马，今者君之出必骖駮马而出畋乎？”公曰：“然。”师旷曰：“臣闻之，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动者，为駮马也，固非主君之德义也，君奈何一自诬乎？”平公异日出朝，有鸟环平公不去，平公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凤下之；今者出朝有鸟环寡人，终朝不去，是其凤鸟乎？”师旷曰：“东方有鸟名谏珂，其为鸟也，文身而朱足，憎鸟而爱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师旷曰：“臣已尝言之矣，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鸟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义也，君奈何而再自诬乎？”平公不悦。异日置酒虒祁之台，使郎中马章布蒺藜于阶上，令人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师旷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叹，公起引之曰：“今者与叟戏，叟遽忧乎？”对曰：“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平公曰：“今为之奈何？”师旷曰：“妖已在前，无可奈何。入来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将死矣。”至来月八日得旦，谓师旷曰：“叟以今日为期，寡人如何？”师旷不乐谒归，归未几而平公死，乃知师旷神明矣。

这段记载，“迂诞依托”的小说特点是十分明显的，但其中表现出师旷博物的一面并非完全虚夸之言，而是与史书中师旷的博物广知存在关联的。又如《说文解字·鸟部》：“师旷曰：南方有鸟，名曰羌鹫，黄头赤目，五色皆备。”也明显是博物之类的记载。也正基于师旷的博物广知，后世出现的鸟类学博物著作《禽经》才托名师旷所作。

第三，善为劝谏。在《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中，师旷多次劝谏国君，皆为良言，故叔向感叹：“子野之言，君子哉！”大臣劝谏国君的模式，是后世小说借贤臣之口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方式。在后世小说中，师旷往往作为贤臣的形象劝谏晋平公。

师旷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在后世师旷“小说”中被突出强调，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说《左传》《国语》中有关师旷的记载虽然不能被视为师旷“小说”，却成为后世师旷“小说”的重要来源。

后世师旷“小说”的衍生方式

《左传》《国语》中有关记载为后世小说确立了师旷的形象特点，围绕这些特点，衍生出了不少的师旷“小说”。这些衍生出来的师旷“小说”虽然数量上很庞大，但其衍生方式主要只有两种：

第一，脱离原有场景和社会背景。上文已叙，师旷预知吉凶、推算年岁能能力是符合其瞽矇乐官的职能的，在史书中是不能被视为“迂诞”的小说的。但在后世小说中，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巫风背景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师旷预知吉凶、推算年岁的能力就显得神秘离奇。同时，这些材料中与师旷并列出现的人物一旦被人为的忽略，将所有材料集中在师旷一人身上，师旷的神秘性就得到了突出，便形成了“迂诞”的“小说”。

如《太平御览》卷五七七引《蔡琰别传》：

琰，字文姬，陈留人，汉左中郎将蔡邕之女。少聪慧秀异。年六岁，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故断一弦而问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吴札观化，知兴亡之国；师旷吹律，识南风不竞。由此观之，何不足知也。”

蔡琰所言师旷吹律之事，当本于《左传》中的记载。但脱离了《左传》的叙述体系、历史背景，这里的师旷歌风，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小说”特征。

第二，依托其名。“依托”是先秦两汉“小说”的重要特点。古人引用小说，不是为了完整真实叙述事件而是为了通过小说说明某种道理。相较道理本身，小说的完整与否、真实与否都无关紧要。甚至为了增强说服力，人为的改变事件，改变事件的主角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后世依托师旷的小说并不在少数。如《左传·昭公九年》记载：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嬖嬖叔曰：“女为君目，将司明也。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说，彻酒。

《左传》原文中的“工”并非师旷，但由于师旷为晋平公身边最重要的乐官，后人依托此事中的“工”为师旷。如《礼记·檀弓下》即直接言明是师旷等人陪晋平公宴饮：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大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 

对比两则材料，所叙述的显然是同一事件：第一，两则材料的主角相同，即屠蒯。《礼记》虽作“杜蒉”，实为一音之转。第二，事件主题一致，即劝诫晋平公违礼行为。但在《左传》中并没有将在场的“工”认为是师旷，而《礼记》则直言其为师旷。《左传》虽然简略，却可能是更接近事实的记载；《礼记》虽然翔实，却显示出依托的特征。

又如《隋书·王劭传》记载：“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辋。”显系小说家之言，而这则材料也是依托之作。“劳薪”最初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术解》：“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所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这件事情，完全一致，仅仅在人物上进行了置换，也显示出依托的特征。

这两种方式，尤其以第二种运用得最为广泛，因为编造出符合师旷特征的故事附会在师旷身上，具有更强的创造性，可以创造出层出不穷的师旷“小说”，且更具有情节，更加生动。而第一种方式，受到原有材料的桎梏，仅仅在原有材料基础上进行夸大，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