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6日，上海一名11岁男孩在使用共享单车过程中，因与一客车相撞，被卷入车底身亡。事故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肇事客车司机由于疏于观察路况，未确认安全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男孩因未满12周岁，驾驶共享单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疏于观察路况，未确认安全通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然而，男孩的父亲向法院起诉赔偿责任的，不仅仅是肇事客车司机，还有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ofo。根据原告方律师表示，之所以状告ofo，是因为受害人未满12周岁，而ofo对于投放市场的共享单车疏于管理，自行车上没有警告不满12周岁儿童不得骑行的提示，且自行车上的机械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根据媒体报道的情况，受害男孩的手机，无法直接注册共享单车的账号。当天，受害男孩是直接打开了一辆密码锁可直接按开的小黄车，并和3个小伙伴一起上路骑行。就在事发前3天，上海市质监局官网正式发布《共享自行车》和《共享自行车服务》两个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规定用户年龄必须在12周岁以上。

        类似的事件不止这一起。今年6月18日，郑州一名十二三岁的男孩，破解了ofo小黄车的机械锁密码，在下坡路骑行时由于车速过快摔倒导致身亡。

        问题的关键是，共享单车运营企业ofo，是否应当因为小黄车的机械锁存在漏洞，而承担相应事故的赔偿责任？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三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形式：过错责任、推定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其中无过错责任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除此之外，要判定一个主体是否应当为某个民事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该主体是否存在过错或者推定其有过错。

        而在男孩打开ofo小黄车的密码锁，骑行共享单车出现事故的案例中，争议的焦点在于ofo为小黄车设置的机械锁，存在安全隐患，导致未成年人可以随意开锁骑行。而ofo是否因为机械锁的这一问题，存在过错，并应当对相应的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呢？

        责任来源于相应的义务。ofo作为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是否负有防止12周岁以上儿童骑行共享单车的义务？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然而，该规定的义务承担主体，显然倾向于驾驶自行车者本人，即禁止未满12周岁的儿童，驾驶自行车。如果要从其他主体的角度来防止不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那么范围则过于宽泛，其可能包括儿童的父母、学校、老师，以及社会上的任何人。比如，某人骑自行车停放在一小学校门前，去办理其他事宜。他并未将自行车上锁，如果此时有放学不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了他的自行车，并发生事故，该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意味着，他在将自行车放置在路边的时候，就有防止儿童骑行的义务。显然，如果这样去要求行为人，加大了公众的义务责任，从而限定了公众的自由。

        法律界有谚云：任何人不对无过失产生的结果承担责任。

        评定法律主体是否在事件中存有过失，与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有关。结合到本案例中来，就意味着ofo是否应当预见，自己的共享单车由于机械锁存在问题，可能导致不满12周岁的儿童随意打开骑行，并有可能发生事故的结果。根据法律界的传统观点，对于事件结果的预见可能性，是指具体的事件可能性，即对某一具体事件是否发生进行预见。而对于普遍意义上的预见可能性，法律上是不作为责任义务来源的。

        然而，法律界也存在有超新过失论或不安感说，即要求行为对结果的预见不是具体的预见，只有要模糊的不安感、恐惧感即可。如果在ofo共享单车的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定了ofo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是在要求ofo，在向市场投放共享单车，为共享单车设置机械锁的时候，就隐然的预见了，共享单车可能被儿童骑行，而且亦有可能造成损害结果。

        超新过失论或不安感说，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众的利益，然而，从长远来看，其对公众自由的伤害可能更大。因为在不安感说的情况下，对公众的义务要求过于宽泛，极有可能随着类似判例的增多，导致公众在普通的社会生活中，畏首畏脚，从而限制了公众的自由。这与法治的精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ofo对于小黄车机械锁过于简单的问题，应当进行改进。在事件发生后，该企业也作出了相应的表示。但是，ofo的这种责任，更应当看做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或是对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积极作为，而不应当视为企业的法律义务，从而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