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的时候，电视剧《花开时节》在中央八套上映。这个“花”是棉花的花，故事讲的是内地拾花工来新疆摘棉花的事情，电视剧的取景地就在我的家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
之前凭借自己对家乡的一点点了解，也曾为祖辈在戈壁滩上铸剑为犁、艰苦奋斗的光荣事迹唱过赞歌。看到河南和哈密联合拍出了拾棉花的故事，又勾起了少年时的记忆……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直到高中毕业，九年里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在棉田里手工采棉。从那时起，我听过了“摘棉花”“拾棉花”“采棉花”“捡棉花”的说法，但我最认同的还是“捡棉花”，因为我母亲就喜欢那样说，而且是带着当地类似河南话的兵团土话——“尖棉话”。在采棉期里，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为团场的农业创收做贡献，没有一年落下。
不像大人纯粹是去打零工挣钱，捡多少都是自己的，我们学生是带着任务的，四年级的任务是每天15公斤，每往上升一年级就加5公斤，年级越高，任务也就越重，到初三已是每天40公斤。
也就是说义务劳动的任务量必须被完成，在那基础上，多捡部分的手工费才是属于自己的，但决不允许完成任务后不去继续劳动，必须服从集体，让干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
每年冬天，种棉花的农民职工们都从团场连队的会计室兑了现，我们也就从老师那里领回超额完成任务的“报酬”。如果完不成任务，那可就得在别人领钱的时候从自己家里拿钱出来交给老师，以补足自己在劳动上为班级拖的后腿，从而成为和大家一样达标的好孩子。
早年间工价便宜，拾一公斤棉花的人工费才三、四毛钱（更早的时候，1994年，我母亲初到棉花地里打工挣钱，捡一公斤棉花才挣两毛五分钱），后来，2011年左右，工价竟涨到了一块八一公斤，足见劳动力慢慢不再廉价。
我想起母亲曾经的抱怨，每年秋季学年上不了一个月的学就开始捡棉花大会战，学生们一捡就是一个多月，等到捡完学校开始突击补课，家长会前学生们期中考试的成绩就考得不怎么理想，我们的孩子也就越来越比不上外面的孩子……
我们那的孩子大多从小吃苦耐劳，尤其是连队的职工子女，春天捡薄膜、夏天“打顶”、秋天拾花，男孩儿开拖拉机拉化肥、女孩背药壶喷洒农药，相当于在棉花地里长大。因此，基本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完成任务，还能超额不少，而我，是个特例。
对于四年级，记得最清楚的，一是地理专业出身的语文老师每节课都会预留十分钟作为学生们的提问时间，那也是我最喜欢上学的时候，因为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确保了我日后一贯保持的信马由缰的思维发散性；二是初次接触采棉工作，我母亲就要求我每天自己做记录。第一天捡了14公斤多，第二天捡了16公斤，两天正负抵消，可算作勉强完成。那一年剩余的劳动时间里，多则十一二公斤，少则五六七八公斤，总之没有一天完成任务的，包括之后的两年亦是如此。
每当老师们看着我们个别几个手又笨、话又多的孩子完不成任务已成定局之时，他们就会好心地提醒：“你呀，又该叫家长了！”
虽然也是没面子的事，但那时的我们还没有那么爱面子。不同于上课期间犯错被请家长，这种请家长是请家长抽出时间来和孩子一起劳动，产出自然算作是弥补学生任务的不足。
我父亲是我们那里国营工厂的职工。四十岁下岗裁员以后才大量接触了田地里的工作，所以他也不擅长棉花的采摘，用我们那的俗话把手慢就叫做“手笨”，他一天大概也就能捡个三十多公斤。
我的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她算是一名兵团职工的家属，既不会获得分地的名额，也不会享受到内部相对较稳定的工作安排。她只能通过四处打工来补贴家用，于是练就了各种大田地里的务农技能，包括一天捡一百多公斤棉花。
而没有学历却酷爱读书的她把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从不舍得让我提前接受劳动的磨练，只要求我把书读好即可。
但年少贪玩的我却总是把母亲本拟通过外出打工为自己争取的宝贵学习时间用来看动画片、听歌、打乒乓球和玻璃珠……不仅在课业分数上毫无建树，到了学校要求我们进入劳动领域的时候，也还是不知羞耻地完不成任务。
所以，每年被请来帮我完成任务的人，自然都是我母亲。所幸，我虽然调皮捣蛋，但也没闯出什么出格的大祸，老师们也就高抬贵手，不会在母亲面前“打小报告”。
母亲每年都要帮我去捡一两天的棉花，在我照例东望望西瞅瞅地“磨洋工”之下，我们俩还是能保持一天一百公斤以上的业绩。凭借此，总能有效拉高我整个劳动过程的及格率，到了年底还能领回十到几十块钱私存为零花之用。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我上初中才略有改观。随着年岁的增长、在土地上厮混的时间变长、捡棉花经验的增加以及老师们对我开始萌动的荷尔蒙的一点点引导和激发，在“完成任务”的拾花会战中，我开始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也正是在这种状态改观之后，我对劳动的认识才慢慢清楚起来。这种清楚就相当于责任，无力承担的时候不知其为何物，只有能够胜任后才会明白其内部的肌理和窍门，才能有进一步转变为深刻和升华的可能。
棉花是新疆的重要经济作物，靠着南疆、东疆当地充足的光照能够成长为纤维柔长的“长绒棉”，是纺织行业的精品原材料，棉籽还可以榨油，在我小的时候曾是农场种植面积最大的主要作物。虽有“一亩园十亩田”的说法（意即种植一亩葡萄果园的工作量相当于十亩棉花地），可靠人工劳作的时代，棉花地里的活儿依旧不轻松。
春天要铺薄膜，在其上用手推车式的滚轮播种机种下种子。那家伙是一个大圆盘，圆心处是一根贯通的轴连接着两条长长的把手，它的主体用来存放种子，边缘的侧面均匀分布着一圈楔形的吐籽口，整个儿十分笨重，推着前进时极易跑偏或卡顿。操作它需要双手掌握恰到好处的力道和速度，要随着土地上的坎坷不平的路段不断地作出调整，有一侧地面略低就得让那只手加点力气，遇到较大的土块则双手用力平平地冲过去，必须做到长时间保持同一水准做功，才能把种播得又深又匀。
我从没用过这玩意儿，但每当看见它，总会想起徐克拍的《七剑》中烽火连城十二个手下中有一个把两支厚重的、边缘带有利刃的盾牌当做兵器的人，就好像他和操作播种机的农民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样！
在种子发芽破土期间，农人们要雇人或者以几家联合换工的方式尽快完成“扒苗”“定苗”的工作。
因为胚芽生发的过程中不一定懂得直直地向上突破小土窝，有可能会弯着长到旁边的薄膜里去了，这就需要我们用铁丝弯成小钩子作为工具给它扒出来，是为“扒苗”；一般来说没有质量问题的话一个小土窝窝里播进去的四五个种子都会发芽，这时，就要蹲着或者跪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把多余的苗拔掉，确保只留下最大最强壮的那一个让它长大，是为“定苗”。同时，正像秋天里种葡萄的农户暗自或大声地祈祷着不要下雨以使葡萄腐烂导致产量下降，春天里种棉花的农户也在努力祷告着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因为那样的话，雨水就会使薄膜上的浮土板结成块，幼苗无力突破“土块”的盖子，就会夭折在童年时期。这个时候，也需要人们再次披挂上阵，一个一个地为小苗挪走压在头上的“大山”、粉碎束缚自由的“枷锁”，确保它们顺利长大，这，是为“解放苗”。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空空如也的小土窝，就得取出种子赶紧补苗了……
盛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到了七月份，棉花那白的、粉红的花朵绽开了，棉铃虫也就开始出来作祟。它们的样子就像浑身长满尖刺的菜青虫或者“吊死鬼”，专挑棉花的花蕾、花和桃子下嘴，是棉田里的一大害。这个时候大家又纷纷出动，一手拿着小镊子或一次性筷子，一手提着空塑料瓶捕捉它们。工价在一条虫一分到一毛钱之间波动。记得小时候一个同学一天抓了180条，还挣了18块钱呢！
也就在七、八月份，为了确保后期开花结桃坐果的产量，我们不允许植株把精力都用在猛长个子上，太多的枝条会与可能结出的棉桃抢夺营养，于是“打顶”的时候到了。
所谓“打顶”，学名“摘心”，就是要精确地用手掐掉植株顶端的小芽，掐得太少或有残留，它会在浇水后更猛地蹿个子，长到比人还高，身上却没多少“果实”，掐得太狠的话，在“断头”的同时也会掐掉许多尚未生发的花蕾，也会影响最终的产量。
所以，在既保证劳动质量又要保障劳动速率的前提下，这项工作同样很考验人。
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都被用来干这种活儿。你得练就眼睛和双手并用的本领，弯腰坚持着和大部队一块不停地前进，从条田的这头干到那头，不停地来回作业。
2013年，在我大学毕业到单位报到的那个夏秋之间，母亲为了锻炼我，让我跟着打工队体验了十几天“打顶”的工作。
我们每天五点起床，背上水壶来到天色昏沉的十字路口集合，拉人的农用车很快到达，我们翻上车厢，坐在车斗子里，一路颠簸着去到地头。下车进地，天才朦朦亮。
干到中午，农人备以汤面条，食之三大碗，但觉蔬菜品类充足，有茄子、豆角、西红柿、豆腐、小白菜，面条滑嫩劲爽顶饱，更有炼成油的肥肉小块漂浮期间，可口解馋妙不可言！
吃完在地头作为仓库的土块房子地面上、化肥堆上午休一小时，工头招呼着所有人下地，一直干到太阳下山。
十个小时的劳动，挣回150块钱。腰酸背痛、口干舌燥、挪不动步子也坚持着爬上车回家……
我激动地向母亲叙述着午饭的美味，却没想到，第二天，勉强吃了两碗，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这么寡淡”，第三天再去，一碗还没过半，竟产生了想吐的感觉！都是同样的食材，胃的感受竟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也可发一笑了……
那种活儿真是累人。我不喜欢戴帽子，就喜欢晒太阳，据母亲说，那几天，我晚上回到家洗完了澡，耳朵上、脖颈后面的皮晒掉了一层又一层，都可以用手大块大块地揭起来。
每天回家吃完饭只想赶紧上床睡觉，可由于疲乏超过了身体能承受的分量，一晚上根本睡不踏实，总感觉一会儿醒来、一会儿醒来，接着就是腰腿传来的酸麻，让人更加难以入眠。
到了第二天五点钟闹钟响起，昏昏沉沉地硬撑着爬起来继续去干……一连十几天，拿回一千多将近两千块钱，给母亲买些生活用品之类的小东西，转头就去单位报到了。那个时候，初出茅庐，要参加封闭式军事训练，跑步跑不动的时候我就想，要坚持呀，比“打顶”可强多了，好歹还是站着的，腰不痛！
这些劳动无一不是通过日升而作日暮而息、一整天又一整天坚持着、硬扛着、重复着机械动作完成的。此外，棉田里浇水、打药、施肥、拔草等活计个个都不轻松。
所以说农民是最懂得“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的道理的，不想办法把土地管理好，哪怕一个环节没干到位，收成就会不同程度的受损，而这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能够在起先的时候多干一点，多想一点就可以避免的。
所以说农民的孩子也最知道挣钱的不易，他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父母辛勤劳动、靠自己的双手一锹锹、一铲铲、一道道、一把把挣出来的，是父母靠长期伤害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换来的。
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靠这样最基础的体力劳动挣钱比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要艰难，所以那些孩子也更懂得节约、简朴、实实在在的意义。
接下来，说到秋天，也正好圆回捡棉花的话题。棉花里面最好的是头茬花，因为开得多，捡到手的也就多，任务好完成。捡完了头茬花，剩余的棉花桃子陆续开放，再捡二茬花、三茬花，这就纯粹是溜趟子大过拾花的本来目的——几个来回倒是快快地跑下来了，袋子里也没多少分量。在这之后，懂得珍惜的农民们还要把小桃子全都收回家，摊在向阳的水泥地上，等它们自己炸开或被晒干，然后一个一个地剥开扣出棉花收集到袋子里卖钱。
农人们照旧互相搭手帮忙，因为收棉花的时候除了采摘，还要雇佣很多人手：得有人扛袋子、得有人往棉花车上倒袋子、得有人过称、得有人记账、得有人送饭、得有人监工、得有人开车……样样都得有人操心。
在某些人眼里，这可是挣钱的大好时机。因为在那个年代，棉花的收获基本上全部靠手工采摘。
在采棉花的季节，团场里最短缺的不是拉棉花的拖拉机，也不是装棉花的尿素袋子，而是捡棉花的人！
一些农民、菜贩子、开小商店的人纷纷回到位于甘肃、河南、四川的老家，大张旗鼓地招来几十甚至上百人的拾花劳动力团队，由此摇身一变，变成了手握稀缺人力资源的大老板。
这个时候，焦急的农民们顾不上许多，又是好言好语地恭维，又是送烟送酒地示好，只希望在老板们那里排上队、挂上号，尽早把他的人领到地里去。
有些带人的老板一个拾花季的收入轻松破万，遇上年成好甚至十几万都不在话下。
但他们也不轻松，一旦拉起了队伍，就也有了操不完的心：秋凉之下感冒发烧必是常事，不能不管；衣食住行样样都是集体行动，不能不管；到了地里动作不利索或者棉花摘得不干净，主人不乐意，不能不管；干了两天临阵撂挑子闹着要回家、算账、记账、发钱、扣伙、调休、买票、抱怨、吵架、扯皮等等五花八门都得摆得平才行。
那个年代人工廉价，从内地来的老乡们为了挣钱什么苦都受得：住宿大多是些不用花钱的旧厂房、废仓库，吃的是最便宜的馍馍就榨菜，穿的是几十年前的旧布料或劳保店买来的迷彩服。
在来疆的火车上，胳膊上几个大帆布包、手上几个塑料桶、身上还挂着盆盆罐罐的是他们；在去地里上工的各种农用车上，四处张望、衣发飞扬、欢天喜地的是他们；在劳动了一天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及拉着鞋子、高挽起来的裤管里露出十分黝黑的小腿，那黝黑里半是灰尘半是皮屑的是他们；操着各地的乡音大声喧闹着从街上朝你家里张望的是他们；望毕小心翼翼地进来指着门前院子里的葡萄、红枣询问卖不卖的还是他们……
别的不说，拾花工们的到来至少从很多方面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他们贡献自己的劳动力，也贡献出自己的生活费——那几个月里蒸馍店的生意好到了极点，馒头永远供不应求，小商店的啤酒饮料、日用百货、各家各户的水果蔬菜也销得很快……随着他们的离去，也相应地带走当地的一部分特产。
可是，这样勤劳地做贡献的他们在当地人的眼里又多多少少地不那么受待见。
他们的到来使我们这些位于产业链底部的人们感受到了自己地位的抬升，仿佛真的突然高人一等，由此衍生出各种可笑的优越感——我们是有田地的人，所以他们给我们打工，我们是有房子人，所以他们居无定所，我们是体面的人，所以他们应该被称为“老赖”。
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应该和他们产生除了劳动关系以外更多的交集，因为他们的外来的乡音明显标志着他们不属于我们的团体，因为他们的品行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验证，因为他们身上流动着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因为比起我们，他们吃的穿的更加不体面，他们“混的不行”！
尽管有人因此获得丰收，尽管有人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尽管有人甚至因此谈了对象、取上了老婆，可这种无缘由的偏见还是伴随着那段时期深入了我的脑海——在路上走着，大人们会告诫：“即使照面也不要和他们打招呼”，更不要作深入交谈；在田间劳动，大人们会相互提醒：“看好自己的东西，免得他们今年来了，明年不知去哪儿呢还，要是被顺走了你可就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了”；不听话惹是生非，大人们会压低了嗓子恫吓：“你想干嘛呀，不好好学习，看到了没有，将来就和他们一样！”
即使本地的、外地的大量劳动力已经投入了拾花大会战，可劳动力依然很紧张。根据测算，团场预期的指标与任务还是不能保证如期完成，这个时候，学生们也要投入进来了！
我上学那阵电动车并不普遍。清晨八点整前后，我们骑着自行车争取在老师们规定的时间之前赶到前一天规划好的田地里，说不定在路上还能碰上同样骑车前往的老师。
也就是在这样的清晨里，我知道了这个时候，这个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是秋天最冷的时候！虽然有太阳，但光芒并不万丈地它照在身上只会使你感觉更冷，哈出的气已能目视，没带手套的手冻得握不住车把，如果有风，四肢百骸都得受罪，而且眼睛被吹得更要涕泗横流！
只有去那些最偏远的连队时，我们才集中在学校的小广场上乘大巴车前往，道路倒是不算曲折，但座位对一个年级一百六七十个孩子来说，永远也不够坐。
而更早一点，一个小时之前，我们的父母也双双出动，骑着自行车争取天蒙蒙亮的时候尽早赶到别的连队别的条田，只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摘下带着露水的棉花以增加过称时的重量。
前面说过，上小学的我一直捡不够任务，直到上初中以后才慢慢地可以捡够了。一方面，上了初中，我长大了一些，不再像小时候，以揪棉花桃子和别人打着玩为乐；一方面，我捡的时间长了，渐渐地掌握了其中的窍门；当然还有一方面，是老师的循循善诱。
初中的时候，我们开始每个班配两个老师带队拾棉花，他们作为班主任和副班主任同样肩负着率领我们力争上游和保证安全的重要使命。
班主任非常年轻，她常说我们和她自己的弟弟妹妹差不多大，也身体力行地把我们当弟弟妹妹一样关心爱护，包括在学校里给我们不能回家的孩子买午饭，在地里帮班里的每一个孩子捡棉花。
副班主任年纪较大，也因此更深谙人性。她知道我调皮好动却不把精力用在正道上，于是打破了用尽量大的袋子装棉花以减少过称次数拉长实际劳动时间的惯例，要求我用最小的袋子来装。
于是一会儿捡满一袋、一会儿捡满一袋的我成就感爆棚地停不下来，登记册上自己名字下面空格里的数字一个七八公斤、一个七八公斤地迅速增长。
通常别人基本是半天捡一袋子有小二十公斤，可我的小袋子在同等时间里能被装满三次。
到了快出地的时候，她发出一旦上了五十公斤就把我写进每日通报的光荣榜的承诺，这使我更加一鼓作气地加油猛干。终于，这一天，我的劳动成果达到了五十二公斤！
在那个年纪，超额完成任务的兴奋远远盖过了身体的疲劳，我飞一般地骑车回家，就想尽快地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在打印着全校拾花小能手的A4纸上，我们班那一栏里赫然出现了我的名字。尽管那些一直踏实一直能干的孩子很多，昨天捡了六七十公斤的也有三四个，但副班主任没有食言，她坚决地排除了那些更好的选项，把灵光一现的我列了进去。
自那以后，她观察到我开始懵懵懂懂地和女孩子打闹调笑，于是又把我安排到品学兼优、拾棉得力又长得还不错的女同学旁边，确保了我能够长久地完成任务……
其实那个时候处于叛逆期的我们都不怎么喜欢这位老师保守的教学方法，但在棉花地里，她却实实实在在地为我们争取利益。
那时候每个班里约定俗成岁数稍微年长、力气稍微大点的孩子义务给全班扛袋子过秤，然后老师从全班每天捡的总量里匀出一些补到他们的任务里，但副班主任不那样，她会去陪棉农聊天，聊着聊着人家就痛快地答应：到了出地的时候给我们班那两个扛袋子的孩子每人加上一些公斤数，这种额外的福利从每天五公斤慢慢加到了十公斤、十五公斤，而且棉农们也没什么怨言。
而我自己的成长也显而易见。棉花被种在薄膜的两边，我们则踩在薄膜的中间，两手微抬就够得着植株顶端上的花骨朵。我逐渐学会了手眼并用的技巧，目所能及之处，下一秒双手也到达战场。
棉花底座的“龙骨”呈四瓣或者五瓣张开，轻软、蓬松、干燥的条状棉絮宝宝们虚虚地坐卧其间，五指张开再一合拢就能收入囊中。随手丢进旁边的尿素袋子，弯下腰由植株顶端向下反复完成几遍上述的采摘过程，一株采完就可以向前挪动脚步了。在弯腰、采摘、向前挪动的无数次循环往复中，一天的劳动也就结束了。
要保持效率，就得坚持着弯腰前进，一旦跪下，速度就会减慢。这谁都能想得到，你说人是跪着走得快还是站着走得快？显而易见嘛！
此外，双手要一直保持高速运转不休息，一朵一朵又一朵地摘下丢进袋子，人往前走，袋子也跟着人走，人越来越累，袋子却越来越重。
长时间弯着腰谁都会累，到了这个时候为了让腰缓解缓解，我们才跪在地上慢慢地挪动，但蹭着地里的土块、硬硬的棉花杆子、壳子，膝盖一点也不享受，也能磨得红红的。没办法，腰太疼了，只能如此。
我只见过像母亲那样坚毅而有技巧的拾花工能够做到一天到晚不跪下，一直坚持弯腰捡，所以她一天能捡一百多。
一旦打过霜，棉花的叶子全都干了，捡的时候难免要带点叶子，可大块的叶片很容易被剔掉，太小的就不值得费劲儿费时间去挑了，更有因不熟练而出现的失误——抓棉花的时候连带着把叶子也揉碎了，那袋子里可不好看。
偶有一团不用在意，要是一袋子都是这样浑浊不堪，农民们就不愿意了：这不是失误，简直就是瞎干嘛！于是免不了一顿数落，或者要求返工！
其实棉花壳子（就是前面提到的“龙骨”）很硬很硬，而且顶端很尖，像刺一样，一不留神就会被扎到。初中以后的我能够做到专注于劳动，作为男孩子又不爱戴手套，因此满手背都是棉花壳子划拉的小口子，有时候指甲根部和肉的连接处被刺破，而且同一位置再次被扎、屡次被扎，那就比手背要疼十倍了！
但是青春期的我毫不在意，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好汉，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呢，买个创可贴不就行了，另一方面，新陈代谢极快，伤口没几天就能复原，老口子的白色痕迹还没消除，新口子又横七竖八地摞在上面……
上到初二，我开始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自己跟自己比赛速度，上午必须捡够四十，下午再努把力，争取突破八十！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向母亲学习，坚持弯着腰捡，实在受不了了再跪下捡一会儿，稍微缓过来了就赶紧站起来弯腰继续前进。
六、七十公斤对我来说已经不算问题，偶尔上八十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往家里拿的钱越来越多，同学们也慢慢觉得，咦，这场部的小子别看个子小，捡棉花还挺能干！
其实这种日子挺苦的，孩子们都不回家，中午都在地里吃饭，吃完休息半小时，老师们就会喊着我们的名字催促大家进地。为此，母亲批发来双汇火腿肠、卤蛋、榨菜，炕了饼子、馏了馍馍让我每天带着到地里去吃，我的伙食在同学中间算好的了。
另外，一人背一个大水壶，灌得满满的也只能喝半天，中午再到地头灌满农民家烧的开水留作下午之用。大家带的饭普遍都不怎么高级，大多是干脆面、夹油泼辣子的馒头一类，偶尔一个谁带了大西瓜或者几块驴肉，那必是大家一哄而上、一扫而光。
还有些头脑灵活的人骑车驮着个箱子来到地头吆喝着卖凉皮子，于是我们这些有零花钱的孩子又多出来一份美味的口粮。
某日，我的饭不知被谁偷了，于是就着同学的长豇豆酸菜蹭了半个馒头。回家又急不可耐地给母亲述说着长豇豆酸菜的可口，母亲点着我的脑门打趣道：“我给你准备的可比这丰富多了，你呀，就是觉得自己家没有的东西好！”
说起来，我从小就是个丢蛋鸡，橡皮、铅笔、尺子丢了不知凡几。刚开始摘棉花的时候，学校发了挂在肚子上的麻布棉花兜，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捡了先塞进兜里，兜满了再倒进袋子里。可没几天我就把棉花兜丢了，老师说捡完了棉花交不上来兜子的人要赔学校十五块钱。求助之下，母亲找来些旧布帮我制作了一个上交充数。
大田地里是很脏的，因为灰尘多、土大。
棉花上、叶子上或多或少都附着了灰尘，兼之秋日多风，旱地龙卷、轻尘漫天皆为常态。我们任意穿行、随意而坐，身上也都脏得很。女孩们都带帽子、头巾、口罩、手套，即使那样，一天下来回到家，头发里、指缝间、衣服鞋袜上甚至鼻孔里都是黑漆漆一片。
现在的我回想起来却并不认为那是“脏”，相反的，我觉得泥土是最干净的东西，因为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从土地里来，沾上泥土并不会使我们生病或受到污染，近年来还新生了洗泥巴浴治病的偏方，而我们自己也终将尘归尘土归土回到地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从来都不是脏东西，使水土受污染的是生活于此的我们这些人。
我们毕竟还是孩子，还是贪玩。在棉花地里，我们干了人生中的许多扯淡事。
掏鸟窝、抓狼蛛、偷偷跑到农田旁边的坟地里偷吃贡品、在老师没来之前放肆地大喊大叫“某某某同学是我老婆”……
我人生的第一口酒就是在棉花地里喝的。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我们刚到地里，冷得不想伸手干活儿。作为“孩子王”的某同学凑过来，从怀里掏出一瓶最廉价的二锅头问道：“喝不喝？能驱寒！”我尝了一小口，真辣，于是摆摆手表示不再喝了，看着他们几个小口啜饮着，自己胃里也生出些许暖流，确实不冷了！对于他递过来的烟，我还是拒绝了，毕竟那不属于好孩子的行径，说到抽第一口，就要到我高三失恋的时候了，那是后话……
这些出格的勾当其实都无伤大雅，更可恶的事情我们也做过，那才真有点伤天害理的感觉了。
比如小时候捡不够任务，往袋子里灌水，结果害的农民损失了大半袋好棉花；再比如往袋子里丢棉桃，也是出于增重的目的；更有甚者戴着线手套直接从下往上捋棉花，桃子、壳子、叶子傻傻分不清楚就一股脑儿给人装进了袋子……真是胡整！
彼时已有了新品种的抗虫棉，即军棉。听同学说，一朵军棉重五克。你想想，一天要摘多少朵，才能有几十甚至上百公斤的产出啊！
劳动确实是累人的活计，尤其是腰，浑身上下最痛的地方莫过于此。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够清楚地记起在地里捡棉花的那种腰疼，只有后来工作了天天晚上伏案写材料年深日久养成的腰疼可以媲美，但少年时候在棉花地里的腰疼睡一觉很容易缓解，现在的腰疼却时隐时现越来越疼，有时候坐都坐不住。
和棉花的缘分也伴随了我工作前的所有时段：初三课业负担较重，本不应过多参与拾花，可那一年团场的任务重，我们还是捡了二十多天；高中上的还是兵团自己的红星中学，每年拾花更是逃不了，高三是升学的重要关键期，本不应参与，可也还是被学校带着去捡了五天；高等教育又选择了我们兵团的石河子大学，刚开始，从山东淄博、湖北咸宁、重庆忠县和甘肃兰州来的舍友们没捡过棉花，于是来自巴州和静的宿舍长带着我们去玛纳斯捡，捡完回去的路上，我们都脱得只剩裤衩跑到玛纳斯河里玩水；其后还和班里的很多同学一起跑到石河子周边的团场里捡，我作为我们班最能捡的男生，主动调侃了来自喀什的另一个最能捡的女生（尽管自己没她捡的多），因着这个噱头，大家纷纷鼓动我们在一起，一来二去我们好像也真有那么点意思，只不过没有成就一段姻缘（这一段可千万不能被我老婆看到，要不然她该以为我是在追往事、叹今吾地思想出轨了）；后来，学校出了个新政策，凡是领贫困奖学金的人“十·一”假期都得参加学校组织的捡棉花劳动，不然从此扣发奖学金，于是又被迫去了最后一回。除了前面提到的工作前夕跟着打工队“打顶”，这几年，我再也没有接触过拾花劳动。
但我常常会想：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面对着开满花朵、白茫茫一大片的条田时，心里一定充满了喜爱——这代表着农人的精心管理，也代表着他精湛的采摘技术有了用武之地。
他往往从一下地开始就抛却一切，忘我地专心于采摘工作，他既看重重量——那是他收入的来源，又注重质量——对于熟练灵巧的双手而言，每一朵棉花都务必一把抓尽，留下摘不干净的“山羊胡子”既是对他技术莫大的嘲讽，也是对神圣的农田的亵渎！
他必须尊重劳动，正是劳动使他练就了安身立命的本领，因此他必须同时对别人和自己的劳动都表现出极高的尊重——把别人地里的棉花尽量完全地装进袋子里，不要留下“山羊胡子”的遗憾，等到出地倒袋子的时候让他们去惊叹：呀，这家伙捡的多干净啊，袋子里全都是雪白雪白的，一点杂质都不掺杂！
如今引进采棉机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的时代，尽管机器采摘得不如人工干净，可是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大大下降。机器走一遍过后，棉田里不见了雪白，只留下大包大包被米黄色塑料布裹着的棉花包，和麦田里被打成圆柱体大包的麦秸垛子一模一样！
所有劳动人才连续一两个多月扑入大田地里挣人工费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团场的学生也不再参加拾棉大会战。秋老虎般的阳光下，热火朝天、闲话家常、弯腰拾花、手不停歇、吃在地里、睡在棉花车上的场面已不多见。
但我想，这里面有劳动教会兵团人的勤俭，也有生活教给学生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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