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始者，终之毕也；终者，始之起也，大凡物莫不草创于微末而终止于盈满，亦莫不衰彼于极盛而归寂于虚渺，终则有始，此天之行也。
此自然之理明矣，然吾谓世人之缪深矣。何为其然也？或曰：“吾乐其终也，其始也者与我何挂？”亦或曰：“吾好其始也，其终也者与我何关？”夫不知终始之起也。而凭性而行之，盍庸知其得以善始而长终？敢试论之。
囊者唐太宗受图膺运，继体守文，当其承先隋馀蔽之初也，太宗始以天下为己任，克兢终日，使魏征立侍于侧而房杜谋定于前。然凡人之生于天地之间，未尝有毋思豫逸而终于忧劳者也。及其稍怠，则有政弊之祸交递于目而有谏诤之言追迫于踵也，知至至之，终年恒葆其心，是故常察微之变而终保德业之积也。然则荆公之革政也，起声浩荡，震传天下，行未及果，千古一失。每有政既出，朝传京师而暮至四海。运筹于高堂之上，岂惟视之以情乎？官吏诛求，滥没财目，横征于民者弥甚，岂夫视之于目而得其变者乎？三冗之弊愈深，疆埸之患愈縻，而府囷之粮愈损。是故虽有善始，闻沮之眹而不因势变之，则万古之功急堕而垂世之业流景于荒也。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盖以善始者众而能克终者盖寡也。行百里者半九十，太宗恒守其初，不为物移，不因事动，故得以致治太平之世，然则传祚于明皇则失其先祖之明要，初乾乾以终日，斥奸佞，亲贤臣，而后竟隳其道，亲小人，远忠直，不惟以恒心守其道，是故积世之弊亟现于数年之间，安史作，京街敝，天下乱，此唐衰亡兴盛之故也，而终始之道，可得而鉴矣。
吾闻先贤之言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当物之发于虚末也，初德阴伏于内，阳气潜藏，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于此之时万物萌幼而人皆持恒守之心也。而至于阳气积瓶，阴沉伏于下者，盖功之迹现，进退艰难而不知居渊与升浮也，此亦失守恒心者所以颓倾也。既而众嘉会以亨通，万物亲以善长，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阳，腾阴阳降，德配天时。此其物之至极也，而亦人之所宜惕慎也，夫阴积于地者久，一朝失位，愆弊纷起，山崩地摧，阴冲而阳虚，邪明之易位也，是故能善终者不惟有敬克守初之心，而恒有察征通变之术。倘明皇之恒初也，则生民之流离也可免矣；倘荆公之察变也，则萎数百年之习也可更矣。嗟夫！夕惕克谨，乾乾终日，日慎一日，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惟圣人尚难矣哉，而况于人事乎？
《复卦》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阴阳之为道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故君子慎厥初，惟厥终，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盛德大业至矣，而终始之道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