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情地享受着两百年前各个伟人在各个领域留下的各种文明成果，它们并不是一块挖不完的宝藏，恰恰相反，整个社会的追求现状，一定程度上表明这块宝藏行将透支。

在文学领域，《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悲惨世界》等名著似乎已经成了后来文学创作者无法逾越的壁垒；在科学领域，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等众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们的天才理论在当今依然受用，科学理论爆发式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准确来说，这个社会正忙着吃前人种下的苹果，却同时怠于种树。

所谓的苹果，通俗来说其实就是财富。一个人，哪怕学历平庸，如果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了财务自由，我们就会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至于他后面用自己创造的财富去做什么，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他可以用他的钱继续进行资本积累，可是对他本人来说，从实现财务自由而不再为生计发愁的那一刻起，后面的资本积累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他这笔钱的利息就足以让他挥霍到死。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式——既然物质需求满足了，那么精神需求怎么能够空缺呢？他可以选择听一场美妙的音乐会，也可以打一场酣畅的高尔夫球，这都可以。可是，精神需求真的是人类最高的需求吗？

人类最高的需求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

我们再将话题拨回到当今社会追求之现状，便很容易发现其存在着严重的扭曲性质，毕竟启蒙运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多见。所以想求全责备，让全社会的每个个体都去追求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显然是荒谬的。但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社会，也就是不那么畸形化的社会，必须存在部分个体能够去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从而更好的推动社会发展。我们暂且称这部分个体叫创造型个体。当这部分创造型个体过多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启蒙时代，整个社会就会加速前进；当这部分创造型个体过少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延缓前进甚至停滞，由此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为什么创造型个体过少，整个社会就会延缓前进甚至停滞呢？我先用中国历史来证明这一点：第一、秦始皇焚书坑儒，思想的专制导致秦王朝很快覆灭，因为整个社会缺乏创造型个体；第二、唐朝的繁荣和稳定，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白等创造型个体；第三、清朝腐朽的政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创造型个体的发展。让我们再来看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自由，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人民的思想也受到的强烈的禁锢。思想的自由有利于创造型个体的发展，而创造型个体的发展又能够产生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产物。

上面的举例只是说明创造型个体的缺乏确实可能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延缓甚至停滞，但是并没有指出其根本原因。

在这里，我想引出一个定律，即熵增定律——所有事物都在向着无规律，向着无序和混乱发展。

就像一杯热水，它会逐渐的变冷，却从没听说过一杯冷水会自动逐渐地变热。

对于宏观的社会来说，它的发展一定也是符合熵增定律的，即在自然的状态下向着无序和混乱发展。这样的发展也一定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我们人类也再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发展。至少从人类开始学会钻木取火开始，当一杯冷水终于可以变热的时候，人类社会就已经开始走向熵增了。即——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专制社会、再从专制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而我们知道，熵增是需要外部力量去改变的，就像没有人主动去给水加热，水不会变烫一样。

那社会的熵增动力是什么呢？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创造型个体。

到现在，我们只是找到了熵增动力，这显然是不足够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创造型个体产生的来源和动力，我们就可以反复地创造跟启蒙时代一样的时代。

我们尝试着采取第一种办法——修改人类的基因组，从生物层面提高人类的智力。这看似是一种不错的办法，人类可以创造出一批智慧的群体。可是，只要我们创造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生物体，我们就没有好的办法去主导他的思想。就好像我们不断提高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其实也只是从1到2的量的改变，而不是从0到1的质的变化。修改人类的基因组，也只是让人类变得更聪明（记得更多的东西，计算速度更快），却未必能够提高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应该是大自然给予的。退一万步，几百年前的启蒙运动，且不说能不能修改人类的基因组这样的高科技问题，至少从社会形态就没有当今社会这么发达和完善，却仍然能够诞生一批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等等。

所以，我们还有另一个办法。探究启蒙时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其他时代所不具有的。当我们找到这些可能存在因素之后，再进行具体分析，一定存在某个因素促使创造型个体的蓬勃发展。于是，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身上了。

回到我们最初探讨的问题，要想推动当代社会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必须存在一定量的创造型个体。这也是每个国家亟需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