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革的阴影尚未完全笼罩之前，一个贫瘠的农民家庭里。她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外婆身体孱弱，家境困顿，母亲仅念到小学二年级便辍了学，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那时，家里的大人都去集体劳动挣工分，留下老小在家煮饭洗衣干家务。家里没有老人能帮衬，这做家务活的责任，就沉沉地落在了母亲身上。（家里有哥哥，可那时候，重男轻女是常理。）母亲自述，天还没亮透，大人出工前，就把还睡眼惺忪的她从床上叫起来，生火煮一家人的饭。若是大人做工回来，锅灶还是冷的，便少不了一顿打骂。这成了她童年最深的烙印。
二十二岁那年，经亲戚牵线，母亲和同村的父亲成了家。自那时起，她便在这个家生了根。她说，从父亲家里开始修建那一大家子人住的土墙房屋起，她就在守着这灶台，煮着一家人的饭食，烟火气一缭绕便是三十八年光景，如今母亲已是整整六十岁了。
然而，这三十八载的烟火里，少有温暖。母亲与父亲情分寡淡。在我的记忆里，家，从来不是“万事兴”的和睦港湾。这里的声音，永远是高亢的、粗砺的，对话如同角力，旁人听来总疑心是在吵架。父亲骨子里是典型的农村的大男人，心里那份对母亲的轻视与不尊重，根深蒂固。每次两人说话意见相左，父亲总是一嗓子吼过来。这时的母亲，就像被抽走了力气，瞬间弱化成了一个受惊的孩子，屈服在那父权与夫权的阴影里，唯有沉默。
母亲的一生，堆砌着不如意，心里淤积了太多无处诉说的压抑。没有文化成为了她与父亲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她不懂得如何与父亲沟通，更不会恰当表达自己的需要。积压久了总要反击。于是在父亲面前，她变得矛盾而强势，用对抗的姿态竖起保护自我的屏障。可心底深处，那弱者的、受害者的悲凉，又时时缠绕着她。在几十年的婚姻里，母亲和父亲似乎从未真正磨合好，像是一条深深的沟壑，仿佛隔着千山万水，注定无法相融。
我是家里的老二，头上有个大我三岁的姐姐，因是幼女与母亲相伴的时光便多些。母亲给予了我足够的、温暖的母爱，却也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浸染了她情绪的阴霾，成了她精神苦闷最切近的倾听者。母亲常在情感上控诉父亲：控诉他的“大男子主义‘’，指责他的无责与无担当。尤其刺痛她的是父亲对待两边亲人的天壤之别——对爷爷奶奶、叔伯姑婶，父亲倾心倾力；而对待外公外婆、母亲的娘家人，却是可有可无的淡漠。这份不公像一根毒刺，深深扎在母亲心里。
父亲的性格也深深刻着原生家庭的烙印。他比母亲小一岁，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爷爷奶奶是贫下中农，也未能免俗，理所当然的偏疼着小儿子和小女儿。父亲夹在中间，成了被忽略的那个。爷爷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脾气暴戾，行事近乎无理撒泼。他身形瘦小，肩不能挑重担，却略通算计，带着点文弱书生的影子。奶奶不识字，矮胖敦实，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尽管偏心幺儿，但家里的重活累活，爷爷奶奶终究是扛了大头。作为实际上的“长子”，父亲并未从他们身上学会何为责任。他在这样的土壤里长大，暴躁、小心眼、缺乏担当，便成了他性格的底色。于是，母亲那被岁月腌渍出的弱者思维与受害者心态，遇上了父亲那由匮乏浇灌出的暴躁脾性、懒惰习性与责任缺失。两股苦涩的溪流汇在一起，便成了这个家几十年也化不开的苦水。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叔接着也娶了婶，这个大家庭开始分家，像一棵老树被劈开了枝干。好的棉被，像样的家具、农具都大分给了叔婶他们一家。父亲仅分得一破老棉被，两老木床（一木床还缺了支撑床帐的架子），一旧木箱，几个泡菜用的小坛，打稻谷用的扁桶。大部分家具是母亲出嫁时带过来的嫁妆，住的分得一间厨房，一阁楼，上面是卧室，下方是养牲畜的地方，于是组成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家。几年后父亲考虑到要生孩子，这个家里人数增加，这老屋就不再合适居住了，父亲用攒了几年的钱请风水师看风水，在离老屋不远的山坳里处准备重新修建一新房，老屋让给自己弟弟和父母居住。那时的父母亲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干劲儿。看好地块后，父亲请了工人（都是亲朋邻里，还有专业的石匠）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凿地基，这期间母亲日日顿顿为工人们准备饭食，空了还要上山做农活。
后来啊，真应了那句“人算不如天算”。新屋基刚打好没多少日子，还没等石头墙砌起来，老天爷就变脸了。一场几十年难遇的瓢泼大雨，哗啦啦下了几天几夜，山沟里的水都涨满了。按说，咱那屋基选的地方，也不是那不经事的土坡坡，一场暴雨按理冲不垮的。可事情就出在“自己人”身上。
父亲和母亲后来提起这事，语气里都带着那种憋闷和了然。他们说，暴雨是猛，但真正冲垮屋基的，是我那叔——我爸的亲弟弟。他家的地，就在我们新屋基的上面坡上。下大雨那会儿，他不晓得是咋想的，还是故意的，把他家土坡上积的水，全往我们刚打好的屋基那方向放！那水啊，跟开了闸似的，裹着泥浆石头，一股脑儿冲下来，刚整好的地基，哪里经得住这个？眨眼功夫就冲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眼瞅着辛苦攒钱、请人、出力气打好的屋基就这么毁了，父亲的心，一下子就凉透了半截。跟爷爷奶奶吵？跟叔闹？父亲那会儿大概是觉得，吵也没用，闹也白搭，兄弟间撕破了脸更难堪。那股子想盖新房子、过好日子的心气儿，被这场暴雨和叔的举动，彻底浇灭了。他蹲在冲垮的烂泥堆边，抽了半宿烟，最后闷闷地跟母亲说：“算了，不搞了。就在老屋凑合着过吧。”
屋基冲垮后不久，姐姐就出生了。家里添了张嘴，老屋更显挤巴。三年后，我又来了。日子就在老屋那低矮的土墙房里，在父母间依旧磕磕绊绊的拌嘴声里，在拉扯我们姐妹俩的琐碎中，一天天熬过去。那破败的老屋被东西塞满了，显得拥挤逼仄，灶屋连着睡房，猪圈就在阁楼下。
直到我大概三四岁，记事了，家里的光景才稍微松动一点点。父亲心里的那个“新房子”的念头，大概又死灰复燃了，只是这次他选了个更稳妥的地方——就在老屋下面不远，靠近水田边的一个小山坡坡上。这次，盖的是砖瓦房！这在当时的村里，算是个大动静了。父亲母亲咬着牙，东拼西凑，卖农作物攒下的，一砖一瓦地开始修建了。
新房子终于盖起来了，虽然简单，但亮堂、结实。我们一家搬了进去，我在这个水田边的砖瓦房里，一住就是十多年。从光着脚丫在田埂上跑，到背起书包上小学，再到走山路去镇上读初中，搭乡村班车去县里读高中，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留在了这座砖瓦房里。
这十多年，也是父母肩上的担子最重的时候。养两个娃，供两个娃读书，哪一样都要钱。光靠土里刨食，哪里够？父亲没办法，只能年复一年地往外跑。成了千万打工大军里的一员。他通常是年初刚过完年，就背着铺盖卷走了，到年根底下，才带着一身疲惫和一年的工钱回来。那用汗水浸透、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就是全家第二年生活的指望，更是我和姐姐学费的着落。
家里那十几亩地，就全甩给了母亲一个人。她成了真正的顶梁柱。插秧、割稻、晒谷；种花生、点油菜、栽红薯、播豆子、收麦子……一年四季，田里土里的活儿，没一样能落下。喂猪、养鸡、操持家务，更是她的本分。她像个永不停歇的陀螺，在田间地头、灶台猪圈里打转。
也有父亲没出去打工的年头，要么是外面活儿不好找，要么是家里实在有脱不开身的事。但即便在家，压力也一点没小。学费不会因为父亲在家就少一分。白天父亲补足了觉，也会跟着母亲一起下地干活，像牛一样使力气。到了晚上，别人家都歇着了，父亲就背着照明工具、电瓶，戴着鱼篼，下到水田里、沟渠边“打黄鳝”和泥鳅。夏天的夜里，蚊虫咬得厉害，水田里的蚂蟥也吓人，但他得忍着。第二天天不亮，他就得把夜里抓到的黄鳝泥鳅收拾干净，等到镇上“逢赶集”的日子，早早拿去市场卖。那换回来的皱巴巴的零钱，一张张数好，小心翼翼地攒起来，就为了凑够我们开学时要交的那笔“巨款”——学费。
日子，就是这样，在父亲的离乡背影里，在母亲日复一日的劳作里，在夜里田间的点点灯火里，在赶集卖鳝鱼的讨价还价声里，在学费凑齐又花光的循环里，沉重又缓慢地向前挪着。新房子立在那里，像个见证，记录着父母的汗水，也盛放着我们成长的痕迹，还有那些永远化不开的、属于他们之间的沉默与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