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馅饼了，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来，看着火红的太阳在山顶坠落，我想立刻跑到镇上，给家里打个长途电话，我在电话里对母亲说，“刚才收到录取通知书了，今年师部参加考试的有两百多人，只考上了三个。”
那是一九八零年，考上军校等于千军万马挤着过独木桥。我挤在独木桥上的时候差一点就掉到河里，千钧一发之际，老天爷伸出慈悲的大手，再一次关照了我。
“你从小就知道自己努力。” 母亲是指那些练习芭蕾舞基本功和拉小提琴课程的日子，她哪里里知道，那些卧薪尝胆的日子都是为了讨母亲一句表扬，母亲却从未给过，但是眼下，我第一次受到了母亲的夸赞。母亲竟然夸赞了我，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呦喝亦优喝！” 从镇里回来的路上，我放开喉咙，一路高歌。
母亲的夸奖使我误以为自己还是有点儿智商的，然后飘飘然地找不到北了，这种不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的飘飘然，注定了我在后面的日子里会摔很多跟头，这个女兵的跟头连续剧将会在随后的剧情里渐渐展开。
我们准备启程，事实上，那也是我们当战士的最后一年，就在那一年，几乎全体文艺兵都复原到了地方。
宣传队的战友们复员后的分配五花八门，琼儿和芳草进了专业的文工团，爱脸红的鱼儿进了文化馆，那个时候的文化馆就像作家余华所说，是自由闲逛的舒适地，很多人都消尖了脑袋往里钻，刘健和志勇最优秀，他俩考上了地方大学，更多人则是改了行，从此金盆洗手放下乐器，不再苦练，大家天南地北，一时再难相聚。
马上就要离开这生活了将近四年的军营，心里一下子还真有点舍不得。但年轻的心里装着未来，那未来就像一只小兔子，在心头跳来跳去，使我们顾不上留恋过去，而是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
八十年代真是个美好而充实的年代，得到一本喜欢的书，就能兴奋好几天，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一定要去西单书城和王府井书店，少年时读得那些没头没尾的书都手脚齐全，装订精美，值得摆在书架上炫耀一生。
那也是全国人民追求文凭的时代，不仅文凭，还有文学梦，一夜之间，每个人都成了文学爱好者，每个人都开始跃跃欲试地投稿，一边投稿一边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很快被发现的莎士比亚或者托尔斯泰。
那个时候的怀春少女，鉴定男友是否够格，一定是衡量男友的信件，给他的文笔打分，如果来信中带着鲁迅的简练，那就是围棋最高段位，否则，立刻拉黑。
很快，我们即将奔赴军校，军校在石家庄，那可是全国最大的庄，比我们这个洗马林镇要大出不知多少倍。我这个井底之蛙，马上就要知晓一切了，外面的天一定很蓝，很辽阔，当然，军校一定会有很多帅哥在等待着我们的抵达，说不定就要上演一出出青春恋爱喜轻喜剧呢！
列车进入夜行，车厢顶灯关闭，只有脚灯射出一些微弱的黄光。我没有座位站得笔直，很困了也要注意军容风纪，不敢东倒西歪，但我可以胡思乱想，那一晚我心里既渴望又忐忑，我从没学过任何医学知识，接下来的学习我心里实在没底，但我想，自己记忆力很好，学东西很快，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想不到石家庄车站竟是如此热闹，明亮的、温暖的、金黄的灯光，闪闪发亮的铁轨，这一切都那么与众不同。傍晚湿润的空气，穿越过铁路的地下隧道四处散开。
我目送着列车轰鸣远去，直到车尾的红色灯光在拐弯处消逝，暗夜里传来梦幻般的铿锵声，才提着行李走下隧道。隧道里有几盏度数不高的灯泡，脚下崎岖不平。八十年代，旅行箱还没有小轮子，只能提着走，但那时我超级有力气，和大力水手不分上下。
我们穿的军装虽然只有两个兜，但仍然是最为流行的时装，走进站台时就像走红毯，只差走猫步了，别忘了，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可是天之骄子啊。
报道完毕，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们队长。他大高个子，偏瘦，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干净，腮帮子是青色的，很男人。眼睛不大，眼神犀利，队长年轻时曾在北京警卫连服役。我们都很怕他，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恨不得滋溜一下赶紧溜走。
他那大牙长得就跟残败了的野长城似的，长年没有修护，歪七扭八，不忍目睹。他通常的表情是严肃的，偶尔一笑，把破败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牙露出来，着实有点儿吓人，笑脸比他严肃时候更吓人。队长是细高个，两个招风耳，外号比干多耳，日本绰号儿，意思言简意赅，比电线杆子多一双耳朵。
第二天，指导员在队列前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正队长姓郑，副队长姓付，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队伍里有人开始小声嘀咕，这职务不会是根据姓氏决定的吧？跟正队长比起来，他是五短身材，黢黑壮实。那肩头上全是嘎达肉，瓷实得很。
队长果然名不虚传，他严格地按照最高标准要求我们，无论上课，操练，军务检查，平时着装，没一点含糊而且绝不留任何情面。把我们一个个都训成了铁姑娘，一句话，个个都像黑铁塔。
指导员笑呵呵地，十分平易近人，我们略有一点安慰，但有人说：“他们二人曾是黄金搭档，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配合默契，不可掉以轻心。”
学院有三个护训队，每个队有一百多人，我分配在八队，队里有八个班，每个班十六个人，全队有一百来号，男生少，女生多，帅哥更是寥寥无几，女同学们多少有些失望。我拎着行李来到宿舍，一间宿舍八个人，四个上下铺，中间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两只暖壶，每个人轮流值日负责卫生和打开水。
基本要求是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感觉又回到了新兵连。因为不大会叠豆腐块，我选了上铺，情愿多爬上爬下，我那时也不知道上铺其实也没得逃，后来几次的惨败和尴尬都证明了这一点。走廊明亮宽敞，教室更现代，看到这么好的环境，我兴奋不已。
两天后，指导员叫我去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开会后决定，由你来担任四班班长。” 我听了很吃惊，犹豫着怎么推辞，指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和蔼地解释说：“我们看了你的档案，你在宣传队时担任过副班长，现在担任班长应该没问题，你要好好干，不要辜负这份信任。”我胆怯地说：“我没学过医，担心在学习上起不到表率作用，再说以前的班只有八个人，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十六个人，我怕自己做不好。”指导员说：“不必担心，另外八个人由副班长管理，你俩多碰头就好了。”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无法再推辞了，只好硬着头皮说：“好吧！”
那一刻我知道了，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听从指挥是军人的天职。我恨自己过于随和，不敢拒绝，这是我的毛病。其实我的主要毛病是避重就轻，喜欢博拉小算盘，整个一个大队会计的思维模式。
八十年代文凭热兴起后，年轻人瞬间有了清晰的方向，国人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那时的西点军校正在学雷锋，而军医学院也提出了向西点军校学习的口号。这一学不得了，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学校要把你们培养成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员。” 他停顿了几秒后补充道：“当然也是最难毕业的学员。”女兵们面面相觑，心想这下完了。
一切都很新鲜，只有操场上的一一声嘶吼和我们师部相似。一队老学员从操场上走过，他们手中提着的书包都一样，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二、一二……” 这口号我太熟悉了。
很快，我惊喜地发现军校的伙食明显地改善了，比原来的是好太多了，最香的是猪肉大葱包子，好吃的不得了，皮薄馅大，同学们明知道咬一口会烫掉口腔一层皮也在所不惜。其次就是红薯，有白红薯和红红薯，白薯沙甜，红薯甜糯柔软，有人喜欢白的，有人喜欢红的，各取所需。河北大平原盛产红薯，令人一吃难忘，大家一股脑扑上去，忘记了女孩的矜持，顾不得面子忘记了军容风纪，每次抢完红薯，一扭头，队长正在旁边怒目而视，吓死人了。
包子个头不小，可女同学竟然能吃八个，随后一个个很快就变得滚圆滚圆的了。胖的就像绿球似的，集合的时候，所有的绿球滚向一个方向，远看就像游戏俄罗斯方块儿。
吃红薯也有不完美之处，就是会放屁。我那个时候学校开始放老电影，大家坐在一起，马扎挨着马扎，红薯屁随风飘来，细如游丝，悄悄地进村打枪滴没有，一个跟着一个，此起彼伏，绵绵不绝。
队长批评人的时候，喜欢用手势来强调他的言辞，他的左手飞快地划过时，我注意到他左手的的食指缺一节儿指头，那个食指是没有指甲盖儿的。关于这个事儿，没有人敢问，坊间的传闻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他小的时候在老家，用镰刀割草的时候把手指头伤到了，有的说是他班长的时候为了救战友而伤到了自己，队长对这个事儿只字不提，这个残疾的食指，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指导员和副队长的媳妇儿都来过军校探亲，我们都见过，但是队长一直金屋藏娇，把他的媳妇儿藏得严严实实的，大家就更加好奇，然后就有人说，队长的媳妇儿长得特别丑，比他年纪还大六岁，属于拿不出来的那种。每当有人说谁的老婆好看的时候，队长就会怼回一句：“好看的脸蛋儿能出大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