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岁到 18 岁，是人生最纯净、最滚烫的时光。
不懂世故，不问前程，只知青春飞扬，一颗心懵懵懂懂，情窦初开。
那时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风靡校园，我们不懂什么叫叛逆，却对“十六岁的花季，十七岁的雨季” 格外敏感，一句话、一首歌，就能轻轻戳中心事。
紧张的高中生活，没有多少课余时间，全靠看书打发时光。
班级里的书，互相传阅，翻得卷了边、皱了角，偶尔也会被老师发现没收，但那也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读金庸，念着“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心里装着快意江湖；读古龙，痴迷小李飞刀的例不虚发，沉醉浪子的洒脱孤勇；也看琼瑶的言情，为书中情爱落泪；读鲁迅的《呐喊》《彷徨》，曹禺的《雷雨》《日出》；更啃《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这些中外名著，在文字里，看见校园外的大千世界。
那个年代的感情，格外含蓄保守。
男女生之间像隔着一条无形的三八线，很少大大方方交流，能在走廊上擦肩而过，说笑几句，都算很大胆了。
隔壁班里偶尔有一两对公开相恋的，当着同学的面，牵个手、叫个宝贝，都让我们觉得格外勇敢。
大多数的心动，不过是一张小纸条，几句课间的闲谈，远远望一眼，就红了脸，干净又克制。
我这辈子最幸运的，是高中遇见三个掏心掏肺的姐妹，我们四个形影不离，总是一起吃饭，结伴回家。
那个时候《流星花园》的F4还没问世，但我们四个像野花一样，肆意生长的姑娘，却义结金兰，取名紫烟、紫露、紫萍、紫婷，整了个了四朵金花Flowers 4。
小休的时候，我们不去别处，总往学校后面的锦屏山上跑。那时候的锦屏山，漫山遍野地的清热解毒的冬凌草，降火润肺的野生的小野菊。我们采回去晒干，泡成清茶，一口下去，全是山野的清香。
我们走过山脚下的煤矿、化肥厂，翻过大大小小的山头，坐在山坡上吹风，聊少女的心事，聊未知的未来，没有烦恼，只有说不完的话，和吹不完的风。
高三我复读了一年，那一年的日子，压抑又枯燥，整天都是黄冈试卷和海淀习题，每天早上5钟出早操，到校外大街上跑步喊口号，空气都透着尘土和紧绷。
直到从洛阳市转来几个城里同学，彻底打破了这份沉闷。他们衣着谈吐满是城里少年的自信，也为我们的高三，带来了最动听的歌声。
那时候，为了提振我们学生的精神面貌，每天上午上课前我们都会大合唱。由班长起头，带领我们唱些红歌老歌，诸如：“东方红，太阳升”“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当我们荡起双桨”。有谁能独唱个《童年》《同桌的你》《小芳》《涛声依旧》《梦里水乡》，那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自从这帮洛阳的同学来了之后，我们大合唱取消了，一下转变为个人演唱会。
预备铃后的十分钟，成了我们最期待的时光。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心太软》，刘德华的《冰雨》《忘情水》，张信哲的《过火》《爱如潮水》，随便点，点哪个唱哪个。他们站上讲台，满是深情与潇洒，歌声响彻教室，尽显少年的洒脱。
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随身听、磁带，我们听歌的唯一渠道，就是学校的广播站。能现场听到真人唱出那么多响彻心扉的港台流行歌曲，绝对是少年心里，难以描述的光影。
高中时期，我还做了一家冒险的事情，充分体现了我的好奇和大胆。
紫露家住在宜阳县城对面的寻村，骑车也就7-8里路，她经常骑自行车回家。一次周末大休，我也想体验下这种骑车追着太阳下山的感觉，就借了紫露的自行车，独自一人骑从宜阳县城骑了30 多公里回到韩城镇仁厚村。
从没骑过这么远的路，一路颠簸，从下午一直骑到黄昏，整整近4-5个小时，腿麻得没了知觉，天快黑透了才到家。
一路向西，那时候没有导航，也没有地图，沿途有哪些村庄我也不知道。平时都是乘大巴车，上车睡觉只知道起点和终点，所以沿途都是陌生的风景。
一路的孤单、疲惫、恐惧、坚持和不认输，撑着我一骑再骑，根本不敢停下来，我稍一犹豫，想停下来歇息，那腿就麻木的没有知觉。我怕自己停了就再也跨不上自行车了，看着日渐坠落的夕阳，心中满是惶恐，我只能机械地踩着脚踏，一圈一圈的肌肉重复。多年后，再回过来看，却成了青春里最倔强的印记。
如今，我们高中同学四散天涯，分布在海内外。那些一起疯、一起笑、一起翻山的日子，那些书里的江湖，歌里的深情，再也回不去了。
青春就是这样，一晃就散，可有些人、有些事，永远藏在心底，一提起来，就满是温柔。致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致我最亲爱的姐妹，愿我们各自安好，常念常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