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
我和我的故事一 我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父亲是酒厂的会计，母亲是家庭主妇，父母脾气都不好，母亲一生干净利落，做事从不拖泥带水，父亲做事认真，特别敬业，公私分明。他常说；“做人要大气，别人家的东西再好，那是别人的，你们从小要懂得尊老爱幼，不贪不占，爱党爱国，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母亲总说我小时候是个软蛋，刚落地就没母乳可吃，全靠母亲一口一口喂炒面糊糊长大。姐姐小时吃我大妈的奶，弟弟一出生家里就买了奶山羊，唯独我……别家孩子不到一岁就会迈步，我快两岁还在土炕上爬来爬去，窗台下炕席边被我的尿浸出了一道浅痕。那时候我又黑又瘦，从小就没多少人待见，除了父亲下班回来偶尔会抱我哄我，旁人很少留意我，亲戚登门也顶多是扫上一眼便不再过问。五六岁那年，父亲在七里镇宗合厂上班，我们一家就在七里镇张弯村住了下来，父亲每天下班很晚，家里柴呀水呀都是母亲领着我们去抬水拾柴，偶尔房东的二小子小学回来了，他会领我们去山上拾柴。山其实不远就在我们窑洞背上，只一会工夫就爬上去了。有天星期六，房东的大儿子好像在富县上学不经常回家，二儿子叫锁银，我们跟在他屁股后面叔长叔短的叫着，他才肯领我们上山拾柴。我们爬上山洼拾柴，锁银怕我们不听话跑远了，就哄我们说山上有妖怪，和狼什么的，我问妖怪长什么样子？他说：“红眼睛伯伯绿头发不吃大人吃娃娃。”你还别说，经他连哄带骗我们还真的不敢跑远。拾了没有几根柴棍棍赶紧回家。 抬水是每天的任务，姐弟俩抬一只大铁桶，屁股后面紧跟着弟弟。我们要沿着小渠旁从沟里下来到大路边上。山根旁是公路，公路边有一眼泉水，张弯人好像都在那里吃水，水清的能见底，泉水甘甜透骨冰凉，蹲在泉角能看见水中的自己。我和姐姐正照影子玩，弟弟扔一块石头到泉里，一会影子破碎了，碎成无数小块，姐姐很生气，打了弟弟的屁股，弟弟没站稳掉到泉里，那时多亏有村里大人来担水，他见有小孩落水一把拉了上来，弟弟浑身湿透，我们水也抬不成了，把弟弟背回家，回家没告诉母亲弟弟落水的原因，母亲见弟弟成了落汤鸡，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扫帚就要打姐姐和我，我胆子小扭头就跑，一下跑到黄银菊家院子里。 黄银菊好像比我大一岁吧，也是一个扎小辫的小姑娘，那时我们经常在她家玩。我藏在她家院子里不敢吭声，院子里的静悄悄，一会又来了几个小女孩，她们玩柴棍，踢键子，滚铁环一直到天黑父亲的才把我硬拉回去。那时的秋天阴雨绵绵，大路上经常有车陷进泥里，有次有一个车队往上珍子农场送囚徒，前面的车陷进泥泞不堪的土路上，押车的警察让他们下车推车，路边围了好多看热闹的群众，他们戴草帽打雨伞，站在路边瞧热闹，母亲说：“你们看，你三叔怎么也在押车，我顺母亲的手看过去，果然有一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在指挥囚徒推车。 后来父亲调酒厂工作，我们就搬了家，父亲又在 酒厂附近租了孔土窑洞住。那时父亲在七锋队交了一个农民朋友，他是专种菜的，我上学了，他女儿田白菊好像和我在一班，她是班长，小嘴叭叭的，姑娘长的白白净净谈不上漂亮，但霸气十足，我们都怕她，作业完不成，地没扫干净，桌子上有尘土她都要管。每次见到我，她都要背着双手问：“是不是又去我大菜地偷吃黄瓜了？”我怯怯的说：“没有愉是田伯伯给的，不信你回去问问就知道了。”她又说：“你知道不知道那是生产队的菜园子，我们每次去我父亲都不让我姐弟几个摘吃，为什么偏偏让你吃？”我说生产队的又怎么样，我一不偷二不抢，是田伯伯摘下给我的，而且他还说：“吃吧吃吧孩子别噎着。”田白菊又说：“吃公家的东西就是多吃多占，是要付钱的。”我又说：“我没钱还要吃你能怎样？”她又变了话题：“作业是不是没完成？昨天是不是你打扫卫生。半道跑了？回答我？”我说：“你又不是渠里的龙王咋还管的宽。”她说：“别人我不管，你我非管，想调皮捣蛋，想不交作业，不讲卫生，逃学，偷吃……” 七里镇三月三赶大集，镇里唱大戏，初二晚上就早早挂起气灯，戏台底下热闹得不行。五十年代文娱活动本就稀缺，一场露天电影、几台大戏都算得上顶大的乐子，戏台下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男女老少不等太阳落山，就把高椅子、矮板凳、大砖块、小石头摆得满满当当，大人喊小孩叫，闹得欢实。戏台后头是生产队的饲养室，前头挨着小学校，锣鼓咚咚的声响里，总混着骡马的嘶鸣、驴的长叫，还有零星的狗吠声。不止红男绿女、婆娘女子往戏台下凑，连巷子里的狗都夹着尾巴赶来凑热闹。那天下午我和姐弟几个早早就溜到街上，南来北往的行人挤挤攘攘，沿街小摊卖什么的都有，我看得眼花缭乱，可兜里半分钱也没有，只能咽着口水又蹭回戏台下，抻着脖子往台上望。锣鼓敲得震天响，四下里吵吵嚷嚷，转头姐姐找不到我，我看不见弟弟，可我们早就习惯了——跑散本来就是常事，没人会在意我这个黑不溜秋的小毛孩。眼看着太阳往西边沉，戏马上就要开演，我踮起脚往台上瞅，可满眼都是攒动的人头，只能看见别人的后脑勺，半点儿戏也瞧不见。想来姐姐弟弟也和我一样，挤在人堆里什么都望不到，索性先后转身回了家，偏我是一根筋，站在台下看不见，就绕到戏台对面的七里镇小学大门口。这儿离戏台稍远，锣鼓声弱了些，倒能清清楚楚瞧见台上演员的人影。 那晚唱的是《铡美案》，我本对戏文没多大兴趣，唯独对包公身后抬着铡刀的王朝、马汉、董成、薛霸几人格外上心。我挤在冰凉的石台阶上坐着，台阶瓦凉瓦凉的，我半点也不在意，只顾瞪着眼睛张着嘴巴往台上盯。看着看着，耳边的锣鼓声渐渐飘远，连人声也听不清了，周遭静得发慌，星星不知什么时候隐了身，月亮也躲得没了踪影。我揉了揉眼，压根记不清自己睡了多久、这会不知是几更天，慌忙从石台阶上爬起来往家跑，半路撞见一只恶狗凶巴巴盯着我，我不敢哭、不敢叫，半步也不敢停，心里门儿清自己这小身板可惹不起它。上学后我和几个同学都是小淘气，成天结伴上树掏鸟、下河摸鱼，还偷偷拨过马尾巴，尽干些无伤大雅的小坏事，没少被人告到老师跟前，偶尔也逃学，只是次数不多。我们还总溜去父亲的酒厂玩，那时候酒厂的工人都年轻，哄我和弟弟说酒是粮食的精华，好得不得了，喝了能上天入地，想什么就来什么。他们硬让我和弟弟喝刚蒸出的热酒，结果弟弟醉得栽进酒糟坑里爬不上来，我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父亲知道后半句责怪的话都没说。 弟弟是喝羊奶长大的，九个月就能稳稳走路，小时候生得白净俊俏，人见人爱，不光舅舅疼他，舅爷更是把他当成心尖宝贝。他也确实聪慧灵秀，什么都一学就会。他刚满周岁那阵，舅爷常来我家，下地干活都把他夹在胳膊窝里，我和姐姐，从来没享过这份偏爱。六十年代初干部家属下放劳动，母亲带着我和姐弟回了老家。 记得那年冬天还兴吃集体食堂，家家户户的灶火都熄着，全村人都凑在一口锅里吃饭。有天清早起来，屋瓦白了，地皮白了，西北风扯着哨音呼呼狂吼，鹅毛似的雪花飘得满世界都是。母亲拎着饭盒抱着小弟弟，伸手拽着我，姐姐跟在我身后，一家子跌跌撞撞踩着风雪往村西头的食堂挪。我的手冻成了红萝卜，脚冻得失了知觉，风还在刮，雪还在下，我又冷又饿，眼泪鼻涕流出来没一会儿就结成了冰碴。 好不容易挨到食堂，几个大婶正掀笼蒸糜子馍，我饿得直掉眼泪，一位成家的大婶刚从笼里取出半块糜子馍要递给我，偏巧被担水进门的双合爷撞见，他一把夺过馍，嘴里嘟嘟囔囔骂个不停，我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望着他，奇怪的是那瞬间，我半点饿意都没了。事后我问母亲，双合爷为啥不让我吃馍？母亲说：“你双合爷是渠里的龙王管的宽，在他的认知里，食堂是大家的，别人都没吃，你先吃就是在搞特殊化，懂吗？” 我摇了摇头还是没听懂，什么渠里的龙王管的宽？什么是搞特殊化？母亲说：“这些等你长大了，以后会明白的。” 村里的小学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里地，校址刚好在两个村子中间。那时候我们刚从七里镇搬回来没多久，对村里的人和事都还生疏，村里的孩子总凑在一块儿欺负我们是外来户。那时冬天特别冷，家里给我们备下一个小火炉，我们起床后，生着火姐弟俩到学校提着它，在路上提着小火炉在空中舞的生风，越舞火越旺，我们抡着舞，抢着舞，小小火炉在我们手中被舞成弧形，舞的越快这弧形变成了圆形，人包围在火炉中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