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军训结束后，连里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号召，号召我们给家里写信，让家里给寄一些适合北方种植的蔬菜的菜籽。
我们吃菜都得派人到几百上千里地之外去买。草原上交通不便，要把买的菜运回来，也需千辛万苦。而且买回的只是胡萝卜、土豆、圆白菜这些便于保存的蔬菜。那些在内地看来极为普通的茄子、黄瓜、西红柿之类时令蔬菜，我们是一年也吃不到一次。
为彻底解决问题，连里决定我们自己种菜。不少人认为，提议这么做的是那位新来的郑副连长，因为他负责连队生活这一块，而且在开辟菜地时，他比哪个连干部都积极。
晚饭后，班长带头，人人写信，向家里要菜籽。
写的时候，我就为难，城市里又不种菜，父母到哪儿去给我弄菜籽呢？
果不其然，父母回信说，实在没有办法弄到。而家在农村的知青们则纷纷收到包裹，让我感觉好像欠了连里什么似的。
有了菜籽，郑副连长就惦记着开辟菜地。大概在地表草皮刚开化的时候，他就安排一排的人去翻我们连正西方向偏南一点儿那块高岗地。那时草皮下面的土还冻着，用铁锨挖不动，他们只好用镐刨。连刨几天之后，下面的冻土才随着天气变暖化开了。结果就这么几天，人们手上就都磨出了水泡。据大昆回忆，他手上的大水泡有14个，是泡中套泡。他们自我调侃是“泡兵”。
冰土完全开化之后，连里就安排全体人员突击开荒。这次新开辟的菜地离连队很远，大概位置在师部医院的东边，也就是我们连队的东南方，不知连里为什么要把菜地选在那么远的地方。
到那儿后，大伙排成一溜儿往后挖（因为修路，我们男生已人手一把铁锨）。挖到哪儿算哪儿，挖了就归了战勤连，颇有跑马占地的味道。大概干了十来天，我们就圈占了相当可观的一大片地。
挖地时我发现，这儿的土层很薄，也就一锨多深，土层下面就是沙子。土层中草根密布，整体性非常好，如果不特意破坏，下边的沙子是根本无法出来的。不幸的是，我们就在进行这种破坏，而且打的还是“建设”的旗号，根本没有想到过会有什么后果。后来我发现，被挖过的地方，如果不种菜，就只长蒿子不长草。
挖地期间，师部曾出现过骆驼群。
有一天早上，我们扛着铁锨往菜地走，突然发现师部机关周围到处都是骆驼，大概得有一百多头。这些骆驼见了我们并不惊慌，准确地说，在它们眼里似乎我们并不存在，依然慢慢悠悠地东张西望，惬意地游览着这片新冒出来的“景点”。
我们可以和它们近距离地接触，除非你试图摸它们，它们才不情愿地跑开，否则，不用买票，可以面对面看个够。我们好奇地看着它们，它们也用好奇眼光看着我们。最招人喜欢的是那些小骆驼，眼里竟然有孩子般的目光，我恨不得上去抱抱它们。
晨风吹动着它们不太干净的皮毛，让人感觉它们好像是野生的骆驼。有人甚至断言，是从外蒙跑过来的野骆驼。可也有人说，肯定是牧民放养的，不然见了咱们早撒丫子了。
等我们翻地归来，骆驼群已不知所踪。到现在也不知这些骆驼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突击挖地时，连里还把“天天练”（早饭前的军事训练）取消了，让人们早饭之前加班多干一会儿。这时人们感觉起床哨吹得早了，虽然我们都没有手表，但从天黑的程度判断，肯定比平时提前了。于是有人就调查谁吹的，最后发现是新来的郑副连长，人们自然不满，就给他起了外号叫“周扒皮”（《半夜鸡叫》中的人物）。
开垦了连里的菜地，有的班想到了“房前屋后，种瓜点豆”，又翻了门前的空地。各班纷纷效仿，战勤连很快就成了菜圃。
1970年４月26日，连干部宣布一个特大喜讯，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卫星是24日发射成功的。25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兵团战士没有高档收音机（草原广播信号不好，一般收音机收听不了广播），也不知师部的大喇叭是否及时进行了广播，反正印象中，我们没有在当晚获知这一消息。
26日，连干部召集全连开会，宣布了这一喜讯。还说上级已经通知，要求连队组织指战员观看从夜空经过的卫星。
据连干部说，这颗卫星能够播放“东方红”的乐曲，所以就叫东方红卫星。
“东方红”那是歌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唱出的是全国革命人民的共同心声，这颗卫星，把我们的心声，带到了茫茫宇宙，是一颗多么神圣的卫星啊！据说，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能通过这颗卫星，听到“东方红”的乐曲，这对世界革命人民，也是巨大的鼓舞。
怎么才能听到这神圣的乐曲呢？连干部没有说。我猜想着，绝对不会是在上边装一个超高音的大喇叭。我搞过无线电，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应该是向地面发射电波信号，地面接收后播放。是不是普通收音机就能接收播放呢？我至今也不清楚。
听到这一大喜讯，战士都很兴奋，议论纷纷。有人说，卫星是尖端技术，掌握了它能很方便地侦察敌情。
我马上想到了苏修。小学时上图画课，就画过卫星。画个大圆圈表示地球，画个很小的圆圈加两根天线，表示卫星，再把卫星轨道一画，一幅卫星环绕地球图就算完成了。我记得很清楚，老师曾自豪地对我们说，是苏联老大哥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卫星，我们画的就是苏联卫星。
想到此，我立即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既然苏修那么早就有了卫星，现在肯定能够侦察我们了，我们的一举一动岂不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有人说，这就对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为他们侦察咱们，咱们才造颗卫星也侦察他们啊。这颗卫星这么重（据说比苏联的第一颗卫星重多了），上边肯定是装了侦察设备。我深以为是（后来获知，它不是侦察卫星）。
这天的白天过得很慢，不过黑夜最终还是来临了。
天黑以后，全连就按班排整齐地坐在了新建成的篮球场。
篮球场离我们连很近，就和二排隔一条土路。但我觉得篮球场是师里的，好像不属于我们连。篮球场的地面非常平整，坐在那儿有一种坐在学校操场的感觉。
全连一百多号人，都巴着脖子望着天儿，等着卫星出现。据说，卫星两个小时绕地球一圈，经过乌拉盖上空的时间，连干部已经打听过。
因为我们都没有表，只能边观察边等连长的信儿。
乌拉盖完全没有光污染，看卫星应该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平时，从来没有这么专注地看过乌拉盖的天空，这下有机会可以把它看个够了。
这天天很晴，乌拉盖的天空是群星闪烁。大概上了等的星星，都想露个脸儿，感觉是挤得密密麻麻。很亮的，稍亮的，不亮但能轻易看到的，凝凝神就能发现的，一层层地分布着。观察得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每一层次的后面，还都有着更多的次亮的星星。
乌拉盖的夜空，那是星的世界。在这个浩渺的星的海洋，那些费力才能看到的星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浪花，要想抬眼再次看到它，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我们要在天上找到卫星，大体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好在卫星是移动的，人们可以把全副精力都放在寻找移动的亮点上。
“快看！快看！那颗星在走！”有人站起来，把手指向天空。周围的人也站起来，好像站起来离天就近一点儿，能看得更清楚。可除了说的人，其他人都说看不到，把发现者急得直跺脚。
我的视力一直保持1.5，自信能最先发现卫星，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颗会走的星。
预计卫星经过的时间到了，全体都站起来，伸长脖子，眼都不敢眨地望着天空。
“来了！来了！”刚有人喊出这一声，我就看到一个移动的小亮点，急匆匆地由西向东飞行。它虽然很小，感觉有点儿闪，但明亮、清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可硬是有许多人看不到，七嘴八舌地问着：“在哪儿？在哪儿？”
小亮点对于亿万人的关注（据连干部说，全国人民都在观看），似乎并不介意，毫不迟疑地消失在夜空中。观看就这么快地结束了。
没有看到的人很不甘心，认为咱们的卫星那么大个儿，不可能他们看不到，刚才那个肯定不是，也许根本就是有人心急看花了眼。
但过了观看时段，连干部还是让大家解散了。个别不甘心的人，还坐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真卫星。
盼了一天，只看了一眨巴眼的工夫，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满足的。那么多人没有看到，而我是实实在在看到者之一。另外，中国也有了天上的眼睛，苏修再搞偷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但也有一个大遗憾，就是没有听到东方红卫星唱“东方红”。
不久，师里要求我们连去医院献血，听说是为了抢救一位拉木头时翻车受伤的的民工，他需要一种什么特殊的血型，所以通知我们连去筛选。
我们一到兵团，连里就组织我们重新查了血型，并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血型写在军帽的里子上。据说，这是部队的规定。如果负伤昏迷不醒，战地医生能根据军帽上的记录迅速地实施输血抢救。但我们查血型主要还是为了献血方便，战勤连是师部驻地唯一的连队，给师部医院献血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在了我们连头上。
经过筛选，一排的大昆、二排的大谢和大衡、三排的大元献了血。
后来战友聚会时，再议此事，大家都说民工救活了，只有大谢说没有救活。我觉得还是多数人说得对吧。
献血之后，他们每人发了8元的补助。当时我们每月的津贴才6元，8元就显得不少了。这钱是用于补养身体的，于是他们就买饼干吃。当时在六师饼干就算是能买到的高级补养品了。大衡不但自己吃，还请客让别人吃。
献血后，别人没什么反映，大谢却得了重感冒，持续高烧，最后住进了师部医院。我闻讯前去探望，看到他明显地憔悴不少。之前，大谢身体倍儿棒，走路时总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显着浑身是劲，病愈出院后，他的身体明显没有恢复到病前的状态。
人们议论，是献血伤了大谢的元气。可朱医生他们说，献血不影响人的健康。大谢的感冒与献血没有必然联系。但此事还是让一些人对献血有了顾虑。不过顾虑归顾虑，连里一旦通知献血，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
后来，我还专门向大谢了解过此事。他说：“输血后住院，还与食物中毒有关。开春时冻的牛肉外层已腐败，但里边还没有化，食堂就整个地煮了。结果好多人食物中毒，我是最重的。”
1970年5月，连里开始安排知青探家。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来兵团时就被告知，三年以后才能探家。为什么连里第二年就开始安排？我已说不清楚（有人说是计划在三年内每人安排一次）。
第一批安排的都是天津知青，有我们班的大民，九班的班长建良，还有女生班的小津和小美。探亲假期限为12天（不含路途）。好像仅安排了二三批，连里就叫了停。说是3年之后，才能继续安排。
大民是这少数提前探家者之一，回来应该兴高采烈，可他却情绪低落。人们问他怎么回事，他不好意思地说，把棉军上衣丢在了火车上。
原来，上了火车之后，他随大伙也脱了棉袄，可在白城下车时，别人都想着穿上，唯独他忘了这个茬儿。
等火车开走，他才发现不穿棉袄是如此之凉。他赶紧找到车站领导，寻求帮助。车站领导答应帮助查找，还留下了连队的地址。可他左盼右盼，也不见车站的来信，只得又向连里求助。最后，连里向上级打报告，给他补发了一件。他倒因祸得福，弄了件新棉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