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子不大，夹在两座山中间，一条石板路从东到西，走完用不了十分钟。路两边是木板房，有的刷了漆，有的没刷，木头都黑了。房子矮，屋檐伸出来，快碰到对面屋檐，天被割成一条。下雨天走在底下，淋不着，但得低着头。
茶馆在镇子中间，没有招牌。门是长条木板拼的，卸下来靠在墙边，就是敞开的。里头摆着四五张方桌，桌子是没上漆的，木头色，磨得发亮。凳子也是，长条凳，坐上去咯吱响。墙角有个灶，灶上搁着几把铜壶，壶嘴冒着白气，咕嘟咕嘟响。灶旁边堆着柴，松木的，劈得长短不一，树皮上还带着松脂，烧起来有股香味。
茶馆的主人是个老太太，姓什么没人问。镇上的人都叫她“茶婆”。七十多了，头发全白，挽个髻，拿一根木簪子别着。穿一件蓝布褂子，褂子洗得发白，但干净，没褶子。她走路慢，脚小，以前裹过，后来放了，但脚趾头还是挤在一起。她在桌子之间穿来穿去，提着铜壶给人续水，壶沉，她一只手提，另一只手扶着壶嘴，怕洒了。
茶是粗茶，山上采的，自己炒的。一壶两块钱，喝完了续水不另收。茶汤是黄的，不透明，喝着苦，但回甘。镇上的人不讲究，有茶就行。早上天不亮，茶馆就开门了。头一个来的是杀猪的老李，拎着猪下水，往桌上一搁，说：“茶婆，泡壶浓的。”茶婆给他泡上，他拿一个大碗倒满了，吹着喝。喝完一碗，把猪下水拎上，走了。走的时候搁两块钱在桌上，硬币，叮当响。
然后是赶集的。挎着篮子，里头搁着鸡蛋、干菜、鸡。在茶馆歇脚，喝碗茶，等集市开了再去摆摊。他们说话声音大，这个说“你家的鸡肥”，那个说“今天的蛋小”。茶婆不插嘴，就提壶续水。谁碗空了，她就走到跟前，壶嘴一点，水就满了。
下午茶馆人最多。老头们来打牌，打的是“跑得快”，三个人打，一个人看。牌是旧的，边角起了毛，甩在桌上啪啪响。赢了的高兴，输了的下回再来。茶婆在灶旁边坐着，拿个蒲扇扇火，偶尔抬头看一眼打牌的人，看谁碗里没水了，就提壶过去。有个老头耳朵背，别人出牌他听不见，得凑到跟前喊。喊完了，他哦一声，把牌甩出去，又甩错了。旁边人笑他，他也笑，露出一颗金牙。
有个常客，是个退休老师，姓周。他每天下午来，坐靠窗那张桌子，自带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掉了一半。他不打牌，就坐着喝茶，看窗外。窗外是石板路，路上有人走，有狗跑，有鸡啄食。他看半天，茶凉了，拿缸子到灶边，让茶婆给他续热的。茶婆说：“周老师，你今天写什么了。”他说：“没写，看。”茶婆说：“看什么。”他说：“看人。”茶婆说：“人有什么好看的。”他说：“人最好看。”
有一回下雨，赶集的人少，茶馆里就周老师和茶婆。周老师坐在老位置，茶婆坐在灶前。雨打在瓦上，哗哗响。周老师说：“茶婆，你在这开多少年了。”茶婆说：“不记得了，嫁过来就开，开了几十年了。”周老师说：“你老伴呢。”茶婆说：“走了，走了二十年了。”周老师说：“你一个人不闷？”茶婆说：“闷什么，天天有人来。”周老师说：“要是没人来呢。”茶婆说：“没人来我就烧水，水开了自己喝。”周老师没再说话。雨小了，檐水滴滴答答的。茶婆提壶给周老师续了水，又坐回去。
后来镇上通了公路，班车从山外开进来，一天两趟。年轻人坐班车出去打工，走了就不怎么回来。镇上的房子空了几间，木板门锁着，锁生了锈。集市还在，但赶集的人少了，来的都是老人，卖的菜也少了，就几把青菜，几个鸡蛋。茶馆还开着，茶婆还在。打牌的老头少了两个，一个走了，一个病了。剩下的三个人凑不成一桌，就下棋。棋子是拿石头磨的，棋盘画在桌上，拿粉笔画的，下完了拿袖子一擦，明天再画。
周老师还来。但他耳朵也背了，茶婆跟他说话得大声喊。有一天他坐在老位置，看着窗外，突然说：“茶婆，我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糊。”茶婆说：“我眼睛也不行了，穿针得让你帮我。”周老师说：“你穿针干什么。”茶婆说：“补衣服。”周老师说：“你哪件衣服破了。”茶婆说：“没破，就是想补补。”周老师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明天我给你带根针来，粗的，好穿线。”茶婆说：“好。”
第二天周老师没来。茶婆把灶上的铜壶擦得锃亮，把桌子抹了三遍，把凳子摆正。下棋的老头来了，问她：“周老师呢。”她说：“不知道。”老头说：“可能睡过头了。”茶婆说：“可能。”她提壶给老头续了水，走到门口，站在门槛上往外看。石板路空荡荡的，一只鸡走过去，爪子在地上划拉。天阴着，要下雨的样子。茶婆站了一会儿，回去坐下，拿蒲扇扇火。火苗从灶膛里蹿出来，照着她的脸，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是山上的梯田。
后来周老师还是没来。茶婆把灶上那把铜壶换了一个位置，搁在最里头，不烧水了。有人问那把壶怎么了。她说：“漏了。”那人说：“补补呗。”她说：“补不了了。”然后就不说了。那把壶搁在灶角，壶嘴朝着窗户，像在等谁把水倒进去。壶身上有一道细裂纹，从壶口一直裂到底，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茶婆天天擦它，擦得亮亮的，跟别的壶一样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