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被奉为“治家圭臬”的确有其独到之处，让我受教了。
对于子侄的培养方向，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曾氏的这种家教给我们这些望子成龙的家长醍醐灌顶般的启迪——“龙”不是“大官”，而是“君子”。同时，他不蓄积银钱，让儿孙一无可恃，迫使子弟谋求自立，也让多少溺爱孩子的家长汗颜。
对九岁的次子纪鸿，他要求“学做圣贤”，不必过多考虑功名之事，因为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事”；他要求“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这种以极具操作性的简易行为去实现“做君子”的教育目标，方法独特且有效用。
对于新婚不久的长子纪泽，他峻厉言辞：“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我粗浅的认为，这样的训斥真该让初入大学后贪图安逸的女儿看看，也好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