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王维身世不同，性格迥异，因而人生际遇截然不同

文：枯木

 （续上）

五、李白、杜甫、王维的身世性格造就不同命运

李白和王维同岁，都是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杜甫小十一岁，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三人身世不同，机遇差异，因而在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不同的命运。

李白生在西域，长在四川，成年后游历河山，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壮丽诗篇。然而就其仕途而言，一生命运坎坷，由于其神秘的身世，不能通过科举闻达，因而即便是才华横溢，即便是誉满天下，即便是两娶宰相的孙女，即便是受到唐玄宗赏识，成为翰林供奉（没有官品），最后也只能是四海漂泊，浪迹天涯。然而李白却从不气馁，豪放豁达，气势如虹，“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气度和不拘形迹的洒脱。

杜甫是名家之后，祖父杜审言在初唐名噪一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杜甫父亲名不经传，仅仅做过小小的奉天令，母亲崔氏，出身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然而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因而到杜甫这一代可谓家道中落。

杜甫从小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大志，青年意气风发，期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科举需要得到当权者赏识和举荐，杜甫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投赠干谒，却无结果。好不容易在天宝十载（751年）因献《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然而也仅仅是得到“参列选序”资格，一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才被授予小小的兵曹参军。

可惜屋漏偏逢连阴雨，此年安史之乱爆发，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由于生活贫困，杜甫的幼子竟然被饿死了，再加上寄人篱下，蜀中漂泊，奔波流离，最终的官职为工部员外郎（从六品），这让杜甫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从此诗风为之一转，变得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相比李白和杜甫，王维堪称当时的人生大赢家。王维同样出身世豪大家，著名的大家族河东王氏，并且幼年就聪慧过人，诗书画音乐极具天赋。当时的门阀制度影响极大，得益于家族势力和人际关系，来到长安后，很快就得到权贵的认可和推崇，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王维20岁时状元及第（一说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

王维历任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给事中等，虽然仕途略有起伏，可是总体稳中有升。最主要的是王维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在当时冠盖满京华，《旧唐书》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因为被迫接受安禄山伪职被下狱，然而由于王维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再加上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当时官位已显，王维才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官终尚书右丞（正四品）。

六、性格决定命运？还是命运影响性格？亦或是二者相互影响？

李白、杜甫、王维三位伟大的诗人，因为身世不同，天性使然，机遇迥异，感受不同，因而造就了不同的性格。

李白身世扑朔迷离，出生在塞外，后又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想象力极为丰富，因而生性豪迈，气势如虹，不拘形迹，伟岸倜傥，飘逸洒脱，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出上天入地伟丈夫的气概。

王维出身名族大家，生活富裕，少年得志，人中之龙，官运平稳，名声显赫，誉满京华，然而王维从小受佛家影响，吃斋念佛，朴素自然，得失随意，与世无争。因而性格平缓稳健，冲淡空灵，雍容华贵之中又有一丝超凡脱俗的空寂之态，

杜甫出身诗书世家，知书达理，章法森严，然而命运坎坷，仕宦困顿，颠簸流离，遍尝人间辛苦。从年轻时的雄浑激荡到中年以后变得沉郁激愤，前后差异较大，因而性格出现豪迈和积郁两种情形。总体来说，杜甫仍然属于心志高远、狂放不羁、豪爽大气、独立特行的性格。

《论语·子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儒教占据正统的古代，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社会的主要潮流和风气。不可否认，在唐代也难逃出窠臼，文人知识分子最初的梦想无不是参加科举，从而致君尧舜，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局限，以及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延续遗存影响，使得不少文人即便是满腹才华，然而迫于没有权贵支持推荐，或者制度约束，不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从而使得不少杰出人才游离于江湖间，无法施展才华，这对施政者和百姓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极大损失。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种制度限制和遴选不公，也使得不少人有志难伸，积郁愤慨，惆怅满腹，转而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造就了唐朝异常繁荣的诗歌文化，虽然唐朝诗歌艺术达到巅峰有众多的因素，可是，内心的激愤和积郁是诗词创作的主要来源之一，有感而发，不平则鸣，正是这造就了众彩纷呈流派众多的唐朝诗歌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有才华的诗人并非是从政的恰当人才，二者很难得兼。诗人充满诗意想象，讲究韵律，崇尚理想优美的境界；而政才则更趋向于面向现实，讲究实际，做出切实可行的施政措施和判断，二者有着天然的鸿沟，很少有人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李白是千古以来难得的诗才，也曾一心求仕，到处拜谒投递，奈何囿于身世，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获得官职。然而李白一生并未停止追求这个理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个翰林供奉就能让李白心花怒放，未几被赐金放还，自然心有不甘，因而到晚年还卷入永王与唐肃宗的帝位之争中，可以看出李白内心是非常渴望能够在仕宦上有所作为。

可是从性格分析，李白并不是适合从政的人选。自古以来，政客大多都是善变圆滑，朝秦暮楚，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的八面玲珑之人。而李白性格豪爽，出言不讳，不拘形迹，得罪权贵是早晚的事，即便是让杨贵妃“捧砚”，令高力士“脱靴”是传说，可是“醉曾吐御床，傲几触天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此触犯“天颜”，在帝王时代被放逐归山是不可避免的。

幸好，李白性格开朗洒脱，多次的打击并未能让李白心生退却，反而愈挫愈勇，更加放荡形骸，我行我素。既然在尘世间不能得到，那么就转而向玄幻的神仙世界，尽情想象，肆意纵横，从而在内心中达到圆满。

杜甫家学渊源深厚，曾称“诗是吾家事”，也是雄心勃勃，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奈何家境衰落，无人关照，以至于仕途困顿，另外和杜甫性格也有关系。杜甫具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的优良政治家的抱负，仗义敢言，痛砭时弊，并且发自肺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然而不善于结交，自然为当政者不容。这点和诗人李绅还是有区别的，李绅可以一方面发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感叹，一方面攀附投靠李德裕、元稹等人，最后做到了宰相。

杜甫却从不攀附权贵，就连帮扶他的世交剑南节度使严武，也是桀骜不驯，《旧唐书》记载：“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有一次喝醉了踩在严武的床上，斥责严武，“严挺之乃有此儿！”，直呼严武父亲之名别说是古代，就是现在也是对朋友极不尊重的行为，看来杜甫在仕宦上不能有所作为，最高只做到工部员外郎（从六品上），这和他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

王维相比李白和杜甫，性格平易近人，没有桀骜不驯或者狂荡不羁的举止。这和其出身名门望族虽然有关系，然而影响最多的是和佛教的渊源。状元及第，平步青云，这是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王维少年得志，却不骄不躁，对和权贵的交往中也颇为圆滑，一是得到皇亲贵戚和宰相张九龄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对权相李林甫也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因而官运较为通达，官职不断升迁。

在安史之乱后，虽然迫受伪职，然而弟弟王缙官位显贵，并且曾自明心迹，因而逃过一难，后又得到太子支持，升迁为中书舍人，最后官职为尚书右丞（正四品）。王维时时得到贵人相助，一是家族势力，再就是性格造就。王维受佛教文化影响，从小就虔心向佛，因而面对得失能够坦然面对，并且无欲无求，无人将之视为竞争对手，因而一生得以平缓度过。

从上面看到，也许一个人的性格是先天性和后天结合的产物，而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受到性格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并不能简单地去说性格决定命运。就拿古代来说，那些奸臣贼子，要么飞扬跋扈，要么道貌岸然，虚伪做作，还有的对内对外两面做派，因而简单的去用性格评价个人命运是非常肤浅的。

然而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一个人的身世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最初命运，而往后就要靠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去转变。任何一个人的命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机遇的降临，加上未知的偶然因素，人生又会是另一种景象。

可是，不管如何谈论命运和性格，都不能否认，一个人的才华不会永远被淹没，除非自己不努力，出现“仲永之叹”，否则总有发光的时机，这也是为何李白、杜甫、王维虽然在仕宦上并无多大作为，却是我国诗歌文化上的三颗璀璨的明珠，光照千古！

这三位同时期的伟大诗人，有没有交集，友情如何？限于篇幅，下一节我们将继续谈论，谢谢诸位耐心阅读，谢谢！

（待续） 

2019/11/7榆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