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利消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花丛。
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暮暮，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这一首小令名曰满亭芳，是情隐先生所编写艳情小说《肉蒲团》第一回的开头。自有艳情小说以来，因其常形容交媾之事，摹写房帷之乐，无不近于淫亵，所以常遭秦火。不仅官方禁它，道学先生也视其为败坏纲常名教的祸根，不遗余力毁它。可男女交媾之事毕竟是繁衍生存之必须，与人息劳苦，解愁忧，故屡禁不绝。或私下传抄，或更名避祸，流传至今竟成了古典小说中的一朵奇葩。无奈庙堂高处仍有管制，江湖远地多有误解，这类淫邪之书的价值鲜为人知。
我读这类淫邪之书，第一本要数《金瓶梅词话》，只因书的篇幅过长，且我未得读书之法，故不曾通读，也难解其中精义。《肉蒲团》一书，篇幅较前书要短，读来也不如前书吃力，故有幸读完。掩卷深思，今人对这类淫邪之书的误解实在太深，希望能借一两篇小文稍稍拭去百年来沉积其上的灰尘。
就《肉蒲团》一书而言，编者在第一回便花了许多笔墨来讲房帷之事，述说创作的初衷，深恐为人所误读。或直到全书结尾处，作者还在借口“情死还魂社友”之口道出真情：“知我者，其惟《肉蒲团》，罪我者，其惟《肉蒲团》。”
要为书正名，恐要先还性事本色，省得人故作姿态，耻于谈性。依书中之言，“女色二字，原于人无损，只因《本草纲目》上，不曾载的这一味，所以没有一定的注解”。只要世人不纵欲无度，则必有“阴阳交际之功”而不会有“水火相克之弊”，使“阳不亢，阴不郁”，“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古人对房帷之事的文字记录，初见于医术类房中之术，道教内丹派的采补之术，至明清时期白话小说的兴盛又使房帷之事广见于小说之中，自成一类（艳情、风流、猥亵、秽亵，淫荡小说都是形容此类）。至于艳情小说为何在明清时期盛行，各家说法不一，我亦因阅读有限、思考不深难以回答。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其名作《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或隐约表示了艳情小说的盛行是“传统中国文化处于顶峰状态”时的产物。若依《肉蒲团》编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是李渔）在书中的告白，其作此书的原因是“今日风俗”“靡荡极矣”，世人“怕读圣经贤传，喜爱稗官野史”“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荒诞之书”，对于道学劝诫之书“绝不肯施舍眼睛”。所以编者以“就事论事，以人治人之法”，在讲“色欲之事”，时，“下几句针砭之语，点化之言”，警醒世人“淫人妻者，妻亦为人所淫，污人女者，女亦为人所污”。使世人“留行乐之身长远受用”，不为“牡丹花下之鬼，务虚名而去实际”。“留妻妾之身，自家受用”不为“隋珠弹雀之事，借虚钱还实债”。其他文人写作艳情小说，或不乏出于此目的者（“有心世道者，岂可不思挽回”），譬如《金瓶梅词话序》有言，“吾友笑笑生为此……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又《金瓶梅序》“……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诫，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可见文人做艳情小说的初衷不乏警醒世人，挽回世风者，既是如此，观者在读这类小说时大可不必谈性色变，甚至诛伐戏谑
艳情小说流传到今天，其意义和价值远远不止于警醒、劝诫、教化，作为珍贵的资料，艳情小说在古典文学研究、性文化研究和明清社会史研究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譬如在《肉蒲团》中，未央生同香玉、花晨四人“合体联形”之时所使用的“春意酒牌”、“角老”、“骰盆”即可作为研究彼时市民娱乐器具的材料）。
以上文字，试图将艳情小说少为人知的一面勾勒出来，让人少些误解。具体到《肉蒲团》一书的品评，则试图另作一文表露心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