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头曾住着一群人，心底曾流进一碗汤，几十年未离去。
文革时代，四口之家远离激烈革命的北京，迁于青藏高原的小城中学校园落户，蜗居在十平方厕所速改的小屋。父母曾为大学、中专老师，此刻双双操起初中老师的教鞭。不过一番比较之后，落魄的我们也就觉得没那么倒运了，还有运气更差的。
隔壁的中年体育老师，打得一手精彩的篮球，原是上海体育学院的教练，专心训练体育系的大学生，由于出身问题，归为「地富反坏右」，现在操练一群毫无球感的初中生。夜深人静时他的二胡传来幽幽的伤感弦音。隔壁的隔壁，是陕西某学院小有名气的中年画家，大嘴乱开 ，祸从口出，被送上高原任美术老师，一身艺术气息混着漫天黄沙，那只本该调度七彩作画的手，常常在家门口摊在地上的棋盘上指挥车马炮。家对面一长条平房的末端，住着一对中年印尼华侨，带着南洋的语调唱歌般很怪很好听。据说当时印尼残暴排华，龙的传人沦为过街老鼠，为逃避被打被杀，他们远离热带岛国，不远万里跋涉大西北以传授英文为生。
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异乡客，常在食堂排队时，唠叨世道的无奈。彼时神州大地运动频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物资极其匮乏，边疆小城更乏一筹。所有食品凭票供应，大米每月每人一斤，像金子般珍贵。浙江长大的母亲，只有在生病时才煮一些米饭，解馋疗伤。当地人笑话上海人喜食大米的习惯：「阿拉上海人，三天不吃大米饭，阿拉腰杆疼。」尽管我们不是上海人，由于父母说话带着浙江口音，故也被归入「阿拉」的行列。母亲由于强烈的高原反应，不仅腰杆疼，头疼，胃疼，心疼，哪里都疼，不到一年便疼的退休，40出头回了江南外婆家。
母亲不在后，三个和尚极少开伙，食堂的温度给了我全部的热量。一日大厨李叔一勺汤扣在我没洗干净的搪瓷碗里，汤很朴实，少许油花下浮着像白萝卜似的小条块，少许块顶尚有未削净的皮，带着浅绿。吃进嘴里，绵绵的，豆腐般松软，舌尖被干枯了许久的油花激活，味道之惊艳，让我想到母亲，觉得活着好美。可惜我太小，不曾记下汤名，只得在心里把它化作美谈：那个汤。此后我盼星星盼月亮，企望那个汤再出场一次。随后惊悉，在「工农兵领导一切」的「触及灵魂」的运动中，只有小学文化的李叔，被拔升成数学老师，上讲台玩弄数字游戏。原为四川大学教授、贬放来此的数学老师，则补位下了厨房，统领油盐酱醋。一场严肃的「触及灵魂」的闹剧，不经意间，转为喜剧，掺着悲剧。
李叔教数学时，虽有人定胜天的豪情，却感到力不从心的荒谬。他时常困惑于三分之二和二分之一谁大，他痛恨不等贰（他曾称「不等式」为「不等贰」，想必看惯了饭菜票上的「贰」字），认为即便搞清了，对他的厨艺又能怎样，似乎纵然大脑在教室里，思维仍在厨房里。他也无法理解那个长的像叉的X字母，为何总叉在等号左端。李叔无辜地自辩：「我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谁是艾克斯。」空气里充满喜感，引来包括我哥在内的学生们的哄笑和好感，好感源于李叔从不布置作业。
教授自然和李叔一样，笨拙地挣扎于满是烟火的厨房。从游刃有余的长方讲台，贬到油腻腻的漆黑灶台，凝视着自行车轮一般大的铁锅，思量着如何手拉面。不会揉面，不会擀面，把面拉成比筷子还细的手拉面，对他来说，好像要他证明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实在难为了他。我曾尝过他的拉面，比李叔的手艺低三档。拉面极不情愿地被从锅里捕获，像他人一样悲戚，手指般粗，毫无筋道，但颇有实力，一根就能把我吃饱。
李叔演着喜剧，我哥的数学越来越烂。教授演着悲剧，那个汤自然不再出现。
数年后回江南，仍旧腰杆疼的母亲随手上了一锅汤，似曾相识，只是端坐在砂锅里，上面切碎的葱花和漂浮的五花肉薄片，遮挡了下面白花花的主角。浅尝一口，我惊叫起来：「就是它，让我思念了多年的那个汤。」母亲说这货夏天时在江南小城到处都有，3分一斤，可以和香肠清炒，可以与火腿慢炖，可以放开吃，当饭吃。于是我放开吃，当饭吃。我要吃回这些年的损失，百吃不厌，直到离开江南。
来美生活了30年，洋装虽然穿在身，我胃依然是中国胃，依然执着于那个汤。每次去中国超市采购，我总不忘抓一片那个汤的主角，在家支起砂锅，备好葱花和五花肉，熬一碗浓郁的冬瓜汤。
此文刊于美国中文报【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 2023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