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时期史学的优良传统主要为五个方面，求真探索的精神，体现了人文主义观念，宽宏的历史眼光，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重视史著的表述和史家的修养。下面主要围绕这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古典时期的史学体现了求真探索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内容记叙的真实性和记叙的客观主义。内容记载比较真实可靠，方式主要从口述历史到了记忆和写作同时进行。古典时期的史学家一般记叙的是当代史，即记载所处时代的历史，一般以回忆录为主，而且当时还有四处游历的传统，所以文中记载的材料比较真实可靠。古典时期的史学家注重描写当代的历史，相对《荷马史诗》的口头流传来说，古典时期的史学记载的内容一般是史家亲身经历的，所以比较真实可靠。比如修昔底德，他亲身去过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考证，并且也参与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他曾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他力求分辨出真实和虚假，他亲自地方考察，尽量取得真实可靠的史料。从记载形式来说，他曾经批判流行的诗歌和散文的真实性，采用记叙的文体，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虽然他记叙的内容中有大量的演说词可能不那么真实，但是总体上来说求真的精神还是可以看出来。色诺芬的《长征记》，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作者亲自参与的，主要记叙他自身参加雇佣军远征即返回希腊的经历，内容有较大的可靠性。凯撒的《高卢战记》，也是凯撒作为指挥官亲自参与了的。古典时期的史学反映了客观主义精神，最突出体现的是，修昔底德、撒路斯提乌斯、凯撒、塔西佗等。修昔底德在记叙历史时，对于雅典的政治人物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流放就大力的批判当时政治人物。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揭露了罗马各个政敌之间的斗争，他身处于政治之中，能客观的进行描写和揭示是是十分不容易的。凯撒对政敌的态度体现了客观主义的精神，对于敌对他的人，并没有在文中对政敌批判。在《高卢战记》的最后有这样的记载，“去年，迈开路斯在向凯撒发动攻击时，违反了庞培和克拉苏斯建议通过的一条法律，即在限期没到以前就向元老院提出有关凯撒行省问题的建议。大家表示了意见，迈开路斯竭力煽动对凯撒的仇恨，借此来博取自己的威信。但在进行分班表决时，整个元老院都站到反对方面去。只是，这些挫折并没有使凯撒的敌人气馁，只提醒他们去进一步找寻更有力的论点，迫使元老院不得不同意他们私下已经商定了的事情。”对于迈开路斯这个明显的政敌，凯撒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的丑化迈开路斯。塔西佗在记录《编年史》时，“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因为实际上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收这些情绪的影响。”塔西佗提出了不带私人感情进去，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体现了客观的精神。
古典时期的史学体现了人文主义观念，当时智者学派推崇“人是万物的尺度”有一定的影响。人本史观主要体现在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荷马史诗》中虽然神人混合，但是主要还是神为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由神引起的。比如发生战争是因为神的嫉妒而引起的。而古典时期的史学体现了人的意义与价值，不完全把事情归结与神的意志。比如希罗多德曾经写《历史》就说，他写作的原因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开篇：“我相信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更值得叙述。这种信念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双方战士在各个方面都竭尽全力来准备；同时，我看到其他的希腊人在这场争斗中支持一方或另一方；那些尚未参战的希腊人也正在准备参。的确，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不仅是希腊人历史上，而且是大部分异族人世界历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一次骚动。虽然我们对于远古时代的事件，甚至对于那些战争前夕的事件，由于时间的间隔而不能完全确知了，但是尽我所能探讨过去所得到的所有证据，使我相信，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在开篇就说了写作的原因，战争伟大值得记录。而罗马时期的史学更加体现了人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有凯撒的《高卢战记》可以明显看出，在其中凯撒潜移默化的写出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体现自己的伟大，从侧面也体现了注重人的价值，而不是神引起的。而且在罗马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纪传体，专门记录名人英雄人物等，从中看出了人在事件中的作用。比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苏托尼俄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
西方古典史学有宽宏的历史眼光，这主要体现在记叙内容的时间空间上和把事物进行一定的联系。希罗多德在写《历史》时，游历了许多地方，不仅只是局限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的描写。希罗多德北到黑海，南到埃及南段，东到两河流域，西到西西里，地跨亚欧非三洲，描写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然主要是记叙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但是几乎波及当时的整个地中海地区。李维写作的《建城以来史》为罗马的历史，是一部通史，在时间上写了罗马公元前390年至公元9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概三百多年，在古典时期通史记载算比较长的著作了。波里比阿的《罗马史》记载了罗马崛起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表达了对历史的看法，他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他在文中主要叙述了三次布匿战争，涉及罗马与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的战争，占领了叙利亚、北非，进而称霸地中海的过程，涉及的范围比较广。这本书除罗马开疆扩土的叙述，波里比阿用一个整体的眼光来看待战争发生原因，认为战争的影响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有联系的，把整个地中海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记叙事物时，把事物之间联系起来，不再单纯的记叙某个单独的历史事件，看到一个历史事件对另一个历史事件的影响和联系。
古典史学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逐渐注重历史的实用性。希罗多德在《历史》开篇就写了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是把相关的历史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以前的丰功伟绩。李维写作的《建城以来史》其中主要写的是罗马的兴起，“无论如何，我也尽我个人之能置身于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记叙，……因为他们急于接触的是一个异常强大民族的威力长期以来自行毁灭的新事物”从中看出李维是想让人们知道罗马艰难的崛起之路，激励罗马人热爱自己的国家。塔西佗在《编年史》中对执政官的反对，认为是“血腥的和平”，他的文章主要是反对独裁，主张共和，文中充斥着对独裁的讽刺。相比前人的记载，波里比阿的《罗马史》就比较直白了，道出了历史的作用，文中这样记载：“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来说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历史，只有历史，能使我们不涉及实际利益而训练我们的判断力，使得我们遇事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历史之特殊功用就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因为单单一个事件的出现尽管有趣，却没有什么借鉴意义，而一旦揭示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研究便有意思了。”他把历史当做是唯一可以教育和指导人们生活，并认为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就是让其有对人有借鉴作用。他还总结出历史的任务主要是记录事情的真相和对事实作出解释。其实这就是通过探究历史之间的因果关系，让人从历史中找到对现实有用的东西。从希罗多德到波里比阿不难看出，史学家逐渐开始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逐渐开始关注历史的实用性。
古典时期的史学重视史著的表述和史家的修养，在古典时期之前的史学大多是散文和诗歌，比如《荷马史诗》就是以诗歌为主。诗歌比较简洁，但是可能叙事不是特别清楚。比如“高歌吧！女神！为了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暴怒！”这句话，带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调动人的情绪十分有用，作为口头流传的作品较好。但是如果过了较长的时间，可能不是特别理解其中一些词语的代表意思。希罗多德在记叙历史时使用了叙述体，但是也不完全是，其中也添加了文学的手法，文章可读性更强，为后来史学家写作提供了一种思路。而修昔底德则代表另外一种思路在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在写作时实事求是地记叙历史，比较冷峻客观。从“我，雅典人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开始撰写这部战争史了。我相信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更值得叙述。”看出，修昔底德开篇就直接写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写这本书的，写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短短一段就介绍清楚了，并没有过多的进行赘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后来史学家的历史记叙奠定了两种风格。凯撒的《高卢战记》记载，曾被西塞罗高度赞扬，西塞罗说：“它们值得最高称赞，因为它们文风简朴不事雕琢，直率而优美。它们不需任何演说术修饰，就像不穿衣衫的裸体显露其天生丽质那样。在历史记述体裁中没有比这种纯净清澈、简明扼要的叙述更令人满意了。”说明凯撒在注意到大量演说词的不实以及不简洁，进行了删改，让他的文章简洁优美。
卢安奇所讲的史学家的修养，主要是体现在政治眼光和历史表现力两方面。政治眼光一半是在体现在军政上面，古典时期关于军政史的著作较多，这有当时一定的原因。一、古典时代的西方由分散的城邦到统一的帝国，中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战争，比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所以有写作的背景和内容；二、当时的史学家一般出身高贵，或多或少参与过政治和战争中，对于这些方面比较了解。比如恺撒，出身意大利罗马贵族，历任财务官、祭司长、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等职，而且还是历史学家写了《高卢战记》这本书。在古典时期前的荷马时代，军政方面一般由神决定，如《伊利亚特》开篇就说“是哪位神祗挑起了两者间的这场争斗?”，把这场战争归结与神的挑拨。而此后的历史记载，把引起战争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记载，其中以塔西佗对罗马的皇帝进行了批判，他作为当时的政治家，明白罗马当时的政治情况。是对罗马社会每况日下的忧虑，一个有远见历史学家的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