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律师事务所，母亲和负责我案子的律师在细谈马上要打的这场官司里对方应承担的全部赔偿问题。我坐在他办公室侧边的沙发椅上不声不响三句两句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我注意得更多的是身旁茶几上那个盛满烟头的寂寞的烟灰缸。缸的底层还铺着水，水早已被染得浑黄。先前我和我的律师已打过简短的招呼，他跨进办公室时看到我，我们几乎同时笑着跟对方说了句“你好”。后来我坐下，他开始专心地跟坐在他对面的我母亲一起谈论案子上的事，就一直没看向我。
后来他们大概谈到被告理应就我的受到精神创伤究竟得怎样赔补，听见母亲有些哽咽。律师说我们这方其实得吃亏，因为即将去做的对我的体能鉴定就我这次的伤残部位是偏偏上不了级数的。气氛凝重。这时我因为感冒而重重性地擤了一下鼻子。正要往包里取纸巾，那律师突然转过头朝我看，然后立即从他的办公桌上取来整个纸巾盒走过来递到我手里。我说了声“谢谢”，然后就低头开始擦鼻涕。
大概我擤鼻涕的时机太准，我的律师觉得这时我动了真切的为自己伤感之情，他停顿了几秒，然后重重叹了口气。他转过去对我母亲说：
“这真是可惜啊！多好的一个姑娘，这么年轻，从此就闻不到任何东西……”
我们最后离开前，他说：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你们打好官司，为你们争取尽可能全的赔偿，相信我。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
车祸的事已过去一年多了。我似乎一直没有为此为自己真正感到难过的时候。父母亲和其他亲戚朋友都感叹说那是我太坚强了。可我自己不太清楚。我丢了太多的当时的记忆。后来我总是问我母亲：那些我尚昏迷着的日子里，你们有没有绝望过。
母亲告诉我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事。
“刚用救护车送到医院时，你已意识不清。你身上没有一处外伤，但医生随后拍了你脑部情况的片子给我们看，图像上是一片混乱，医生说那是因你后脑大出血，都已溢出，耳骨也已断。得立刻做开颅手术，否则很难保命。可我们知道开颅的风险性，在你旁边那几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做了开颅手术而变成了植物人。所以我们都像下赌注那样地挺着，不做手术。我看到你右腿长时间没动过，当时我以为你右腿已断，但也已不顾。好在你命大，最终脑血在药水作用下慢慢退回，大脑保住。医生都说那算是奇迹。你半昏迷了一周，不能动，也不认得我们，不能自理；总是哼一首我们从没听到过的歌，但你自己一点也不知道。直到有天早上你眼睛突然睁开，叫了我一句‘妈妈’，我们都哭了……
”接着你逐渐出现了很多的后遗症，视网膜被检查出血，嗅觉完全失去了，味觉也已很弱，吃饭困难，走路总得扶着，抬头看天会一下子晕眩，头部总是痛，夜晚身体会抽筋……太多了，你失去太多了。我们没有力气真正绝望，因为感到痛苦也不知其感不感到绝望的一直是你，而不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你一声都没哭过，一次都没抱怨过痛苦。你住院时反而比从前乐观许多。但这却是最令人心痛的……”
母亲哭了起来。我劝她别讲了，我说我们中饭去“菲滋”吃吧。母亲说好的。然后她跟护士长说了一下，就扶着我出了医院，一起乘车去了解放东路。
撇掉完全丧失的嗅觉，用餐的时候我的味觉也还是很勉强。我最喜欢的罗宋汤上来时，我却毫无胃口，只是索然用汤匙反复搅拌着它。这时母亲从桌对面伸过手微颤着握住我的双手。
她哽咽着对我说：“女儿，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说：“妈妈，没事的。我会习惯的。你这样想：好歹我活着，没失去生命，这比一切都强。”
然后我拿起叉子，开始低头一个劲儿地吃起那盆对于我已没有丝毫味道的意面。过了一会儿母亲也终于拿起了她自己的叉子。
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我以为这下子我肯定会哭出声的。
但依旧还没有。
也许是之前太多年无端流掉了太多眼泪。眼泪恨着我。
也是往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