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词以1898年发生于法国的徳雷福斯事件为引子作为一个集体名词逐渐被注意。再由俄国一些作家通过典型文学形象进行塑造，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作为“集团”、“名称”真正确立。虽然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其更深远的历史，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把他称之为“文化共同体的领导者”。然而这里所确立的知识分子的内涵却更有着其独特的内涵。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萨特说：“知识分子就是关怀自身之外事务的人。”其独特性也正是表现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功能不是他们在社会体制和解构中的服务作用，而是对社会现行体制抱以怀疑、质询和批判的态度，监督社会的发展、公正价值的实现，他们始终对社会现行体制保持着压力。”（秦喜清）在掌握一定知识的情况下“他们既不是抽象的梦想者，也不是心胸狭隘、注重实际的俗人。他们对探索自己时代的特征具有特别的兴趣；他们是天生的历史哲学家”承担着“对共同生活的关怀”。一旦他们把自己“自由漂浮”的身份与社会的各种力量相联合，则“获取认识全部历史进程的综合性观点的时刻也就到来了。”由此曼海姆得出了他那著名的论断：知识分子“有可能充当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海德格尔的另一句著名的话：“有死之人的思想必须让自身没入深深泉源的黑暗中，以便在白天能看到星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被曼海姆无限拔高。福柯也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良知，是意识，是雄辩。”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守更人”角色，到了利奥塔那里却成了一个“守陵人”。
在《知识分子的坟墓》中，利奥塔不无讽刺地说：“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更像是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家认同于被赋予了普遍价值的一个主体，以便从这一观点对某种情形或状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指出应该做什么，使这一主体能够实现自我，或至少使它在自我实现上有所进展。”知识分子的自我膨胀的优越感使自己成了自己意淫中的一个决策者，以为自己负有的责任使自己成了这个社会的权威。“‘知识分子’的这一责任和普遍主体的概念密不可分”，因而像“伏尔泰、左拉、贝玑、萨特他们曾被给予权威。”利奥塔之所以这样说除了由于他早年在阿尔及利亚参与的政治运动无果外，更主要的还是在后现代这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洪流之下，你不得不做出是临门一脚或者逆流而上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其结果也就自然成了痛并快乐着或者被洪流碾压的渣滓都不剩。
后现代是一个解构的时代，其解构在理论层次上表现为对以往整体性、结构性哲学理论的否定。而在现实意义上，解构是对权威，是对规则，对优等的摒弃。德里达的哲学除了理论层面上把有定点的结构给拆散之外，在现实层面则是对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抗。德里达本人是法国的外籍人士，其种族歧视感自是非常明显。德里达哲学的现实意义即强调差异性和平等。任何种族都不是人类的中心。他对主体存在的消解，使大写的“人”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飘渺的存在，这在现实意义上恰恰是使一切人、种族回到共同的“点”，回到没有中心的“准结构”状态。如果说德里达哲学是在反抗种族歧视，那么作为法国本籍的福柯则可以彻彻底底地说是对权力的一种反抗。福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作如下描述：“人并没有从一次次战争中逐渐进步，达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最终只是法制取代了战争状态；人在规范系统的范围内使用它的暴力，然后从控制到控制。”（《语言、反记忆、实践》）利奥塔更是对“总体性”的“霸权”地位深恶痛绝。他不惜一切向总体性的理念宣战，具备判断与否的能力必须“有效地拥有一个理念；但是，和康德的想法相反，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一理念不是总体性的理念。”除此之外，他还指出总体性理念的危害，“人们一旦把理念派上规定的用途，那么必然产生恐怖”，甚至有可能导致“以自由为名的恐怖”。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对象那就是总体性，利奥塔有时把它称为“普遍主体”的问题。利奥塔说：“这个问题不仅在通常的、简单的意义上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如何看待历史和社会的问题。当人们说，写作的人没有读者，画画的人没有观众，作曲的人没有听众时，它的意思是说不存在历史主体。人们不可能边创作边告诉自己说，是的，存在着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价值，它们构成某种主体。他就是我要面对的主体：我正以他的名义进行交流。设定这样的对象或指导者，就是承认所有构成历史的行动，包括那些尚无定论的作品，都在某种普遍主体身上寻找终极意义。”而这正是知识分子得以实施自身权威的基础。然而后现代所要求的就是对这种普遍主体进行“开战”。而知识分子如上所言作为认同“普遍价值的一个主体”自然也就步入被“埋葬”的命运。
权力表现为知识，而作为这种权力的持有者是知识分子，福柯这样说：“知识分子本身正是这一权力体系的执行者，他们有责任承担‘意识’和话语作用的观念构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指出知识分子在现代的多余性，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群众不再需要他才能获得知识：他们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他们比他认识得更好并且有信心表达自己的思想。”知识分子因此对一般大众思想与经验造成“阻滞与压抑”。当谈到原子科学家奥本海默和科学知识时，福柯说：“知识分子首次不再缘于普遍性的话语而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受到政治权力的迫害：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知识分子构成一种政治威胁”。知识分子由原来的“良知”、“意识”、“雄辩”一变成了为权力增加重量的砝码。利奥塔谈及后现代状况时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知识话语各自为政，呈现出一种异质的、非总体化的状态，作为知识主体的个人完全消融在各种知识原则和形态之中，‘消融在语言游戏的散播中’”。主体被不同知识原则分解，人的社会功能“彼此异质”。利奥塔断言“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在现代性技术下高度专业化使得知识分子的“目的不是在专业领域中最大限度地扮演普遍主体，而是在这一领域中作出上乘表现”，而且即使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内，人文知识分子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关注“创作”问题，至于“艺术作品的教育功能、观众的接受等等都属于文化领域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普遍主体身份从此寿终正寝，最终步入陵墓。
通过对普遍价值的“开战”，利奥塔给了我们一线曙光，也即人们可以从“总体化的强迫观念那里解放出来”。守更人向守陵人身份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一种“沉沦”，福柯说：“在我看来目前必须考虑的不是知识分子作为‘普遍价值的承载者’，而是作为占据一定位置的人——他的具体性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与某种真理的机制的一般功能相联系”。在埋葬了普遍主体的世界里，利奥塔构造了一种另类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过程被葛兰西指为：“归结起来，是要使某种程度上每人所具有的智力活动予以批判地改造，变更智力活动和神经—肌肉活动的比例关系，在新的水平上规定它们之间的平衡，而且要使神经肌肉活动本身，成为新的和有目的世界观的基础”。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取消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异，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
然而当利奥塔把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还给个体性质的“劳动”大众，把知识的“合法性”还原到个体之间时，这里何尝不是一种对个体具有合法性的普遍性的认同？
于是，在毅然而然地对知识分子的“守更人”身份进行祭奠之后，守着“普遍价值承载者”的墓。利奥塔致悼：“长久以来，在西方，哲学家们一直面临知识分子角色的诱惑，把自己变成权威的代表。自柏拉图以来的二千五百年，不屈从于这种诱惑的人不多。在我看来，利奥塔便情愿属于这个少数派——这是他告诉我让我告诉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