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往往是常读常新，读后能给人以启发意义的。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是研究唐诗的一部经典著作。《唐诗杂论》通行的版本都是收了《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等九篇论文。这些论文现在读来仍然能给我很多启迪，时常让我遥想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严肃认真地做着唐诗研究论文的风采。（《唐诗杂论》一书迄今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在本科阶段,这次为了写书评，又重读一遍）。
在闻一多之前的唐诗研究者有很多，离他稍近的有王闿运、沈曾植和陈衍等人。王闿运著有《湘绮楼说诗》、《湘绮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唐诗选评》及若干论诗的单篇文章。沈曾植在其《海日楼札丛》中有一些评论唐诗的条目，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和其他一些论诗文章中，辩证地论述了唐宋诗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些人的唐诗研究多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古典诗词素养基础上的感悟式评点或诗话。到了闻一多这里，他既继承了清代朴学家的考据功夫，又显示出了一位诗人兼学者的慧眼诗心与远见卓识。又因为他接受过西式教育，所以他的唐诗研究就具有了世界性的视野。这从他的《英译李太白诗》一文可以看出。作为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唐诗的垦荒之作，《唐诗杂论》的贡献或曰特点是明显的。
首先是从文学史全局评定唐诗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他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明问题。向前看，他把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755）五百五十九年间看成是中国诗的黄金时代；向后看, 则以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嘉祐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为诗的不同类型的余势发展。因而得出这样的看法“从唐朝起, 我们的诗发展到成年时期了, 以后便似乎不大肯长了, 直到这回革命（指新文学运动）以前, 诗的形式和精神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模样。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的角度说明文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比如他分析孟浩然诗境清淡的原因，是由于诗人“生活在开元全盛日”，他既没避乱弃世的必要, 只是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而隐居, 也就没有“巢由与伊皋” 和“江湖与魏阙”的内心矛盾, 而“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 感情纠葛既少, 诗自然写得清淡, “淡到看不见诗了。”（郑临川《闻一多先生与唐诗研究》）
其次是用诗化的语言说诗，充分表现诗人本色。朱自清先生曾对《唐诗杂论》中的几篇文章做过评价：“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创造了一种诗样的风格，读起来耐人寻味。”兹举《杜甫》中的一段文字：“写到这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看完这段文字，我们就知道朱自清的评价并不是夸大不实之词了。
第三是考据与鉴赏结合，反映了闻一多深厚的学术造诣。《唐诗杂论》中最见考据功夫的当属《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岑嘉州系年考证》。细看其《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我发现闻一多的功夫和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所作的功夫是差可比拟的。即都在一个结论下面用小字写出一大段的文献征引。观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正文下面的注释，更是考证严密，材料广博。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注释差不多可以看到闻一多学术功力的影子。《唐诗杂论》鉴赏为主的篇目较多，像《宫体诗的自赎》、《四杰》、《孟浩然》、《贾岛》等。在《类书与诗》一篇中，有如下一则注释：《隋遗录》所载炀帝诸诗皆明秀可诵，然系唐人伪托。《铁围山丛话》引佚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亦伪。虽然只是两句话，却也是做了一番考证功夫的。像这些考证功力深厚的文字都是很值得我们后学继承并发扬的。
第四是闻一多个性化的学术语言，这与前面所讲的诗化的语言不同。这些语言首先是富有学术创见的，大胆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也许未必准确。但却是最能反映一个学者的个性的亮点。例如《四杰》中的一节“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再如《贾岛》中的一节：“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济，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这两例很明显是富有挑战性的结论，也许并不见得很准确，但这确实是令我折服的一点。因为这些见解能给你很多的启发，让你在读完这些评论以后进行深入的思考。类似的极富个性化的学术语言我只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读到过。
一部经典在享受无上尊荣的同时，必定也得接受后来学者的检验与批评。《唐诗杂论》也是这样。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几乎有一半篇幅是用来反驳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的。程文认为闻一多把《春江花月夜》界定为“宫体诗”是对此诗的一种误解。同时，程千帆还对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文中“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除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主观性较强的话进行了强有力的修正，通过引证多种材料，并分析得出与闻一多截然相反的结论。程千帆通过摆出各种材料，进而又进行了富有逻辑的分析和论证，让我不得不承认，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有很多地方是站不住脚的。程千帆的这篇文章一出，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的经典性开始被消解，这让我不免怀疑，《唐诗杂论》中的其他论文是否也有主观性稍强，结论不可靠的例子。
翻检《唐诗杂论》，其中确实有些篇目的观点值得商榷。
1、《孟浩然》，闻一多说完孟浩然的诗“淡”之后，接着又说“超过了诗也好，够不上诗也好，任凭你从环子的哪一点看起，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这境界”显然指冲淡的诗风，“淡到看不见诗了”。其实，古今诗人中诗风冲淡、平淡的诗人又何止孟浩然一个呢？不要说孟浩然前面的陶渊明，即使在孟浩然之后，也还有韦应物一类的诗人。在该文结尾，闻一多并没有忘记陶渊明，“......那除陶渊明，还有谁呢？”仔细对照前后文，若说闻一多在这里犯了论述前后不一致的毛病，估计不会有人不同意。
2、《贾岛》。闻一多讲了一句可以从原文语境中抽绎出来的话：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闻一多的这句话基本上代表了他对初盛唐诗及“大历十才子”之诗的总体印象。“华贵”、“壮丽”、“秀媚”用来概括初盛唐诗以及十才子诗的某个侧面确乎是不错的。但要是全面地概括初盛唐诗以及十才子诗的风貌，单用这三个词显然也过于表层和片面。初唐的代表诗人四杰、上官仪和陈子昂等，说四杰和上官仪的诗华贵，差可对付，说陈子昂诗风华贵则显然是不妥的。游国恩、袁行霈和郭预衡的文学史都没有提到陈子昂诗风华贵，其实陈子昂的诗风是复杂的，具体可参看彭庆生《唐诗革新的先驱者陈子昂》一文和徐文茂《陈子昂诗歌风格浅议》一文。盛唐诗风和十才子的诗风也不是一两个词所能拘囿的，这一点在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及蒋寅的《大历诗风》中有更详细的说明。此不赘述。
上举两例只能算是闻一多《唐诗杂论》的“微瑕”。细细读完除了那两篇考证精审的其他七篇文章，我发现闻一多在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似乎没有太明显的界限。他把这些鉴赏文章写得太漂亮，太吸引人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缺点或遗憾呢？至少我觉得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还是要有明确的分工，写学术性的文章羼入太多的文学性、修饰性的语言往往会遮蔽文章的主要观点。这与上文所论的闻一多的贡献之一“诗化的语言”并不矛盾，因为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记得读本科时，大学老师对闻一多《唐诗杂论》评价甚高，我也一度将其奉为不可撼动的经典。如今，当我重读《唐诗杂论》并读到程千帆的文章后，我觉得闻一多这座高峰是可以平视，而不必总是仰视的。《唐诗杂论》的经典性在我心中也产生了一些失落感，但这个过程并非坏事，而是更加向真理靠近，更加地接近历史的真相。我们觉得对待经典的态度并不是唯经典，而需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来重新给经典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