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混不进高阶圈层？因为没搞明白仁义与利益的关系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本质就是对利益的追逐，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好像这一趋势正在被不断强化，好像一切都在被物化、被标价。事实也许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却不能掉入利益的陷阱而不自知，导致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行为水平不上台面。因为单纯逐利的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世界不是单纯的一个方面，人除了是逐利的个体外，更是一种群居动物，需要合作并分配利益。正如太极分阴阳一样，孤阴不育，孤阳不长。仁义和利益本来就是阴阳的两个方面，单纯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确切的，两个方面是互为体用、对立统一的关系，阴阳两个方面需要平衡，一旦失衡，必有灾祸，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公孙鞅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的关系，譬如人有心腹大患，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攻占魏国。为什么呢？魏国东面是险厄山岭，建都于安邑城，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享崤山以东的地利。它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窘困时便向东收缩自保。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下，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大败于齐国，各国都背弃了与它的盟约，我们可以乘此时攻伐魏国。魏国无法抵抗，只能向东迁徙。那时秦国据有黄河、崤山的险要，向东可以制服各诸侯国，就奠定了称王称霸的宏伟大业。”秦孝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派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也派公子为将军前来抵抗。
两军对垒，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写道：“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现在都成为两军大将，不忍心互相攻杀。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国、魏国的百姓安心。”公子信以为真，便前来赴会。两方盟誓已毕，正饮酒时，公孙鞅事先埋伏下的甲士冲出来，俘虏了公子，又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
魏惠王闻知败讯，十分惊恐，派人向秦国献出河西一带的地方以求和。此后他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这时才叹息说：“我真后悔当年不听公叔痤的话杀掉公孙鞅！”（关于公叔痤这个人，可以参看前文，把有能力的人全都搞走了，还能得到国君的信任，不知道是国君昏聩还是他手段高明。）
秦国封赏给公孙鞅商於地方的十五个县，于是他号称为商君，成了后世人所称的商鞅。秦孝公去世后，其子秦惠文王即位。因公子虔的门人指控商鞅要谋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君急忙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把他送回到秦国。商君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秦国军队向商君进攻，将他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当初，商鞅在秦国做国相时，制订法律极为严酷，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任国相十年，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一次，赵良来见商君，商君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全部说出心里的意见，而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商君说：“好吧！”
赵良坦然而言：“五大夫，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守丧礼。
现在再来看您。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待到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闭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可算不上是得人心。您的出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还贪恋商於地方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
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对。”
起初，孟轲拜子思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子思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商鞅的功劳不可谓不大，攫取的利益不可谓不多，可是最终却落了个满门抄斩的可怕后果，究其原因，是没有处理好仁义与利益的关系。过分的去追求利益，而没有体现自己的仁义，导致自己孤立于众人之外，成了名义上的赢家，而实际上的输家。在对待敌对的国家时，采取欺骗的方法取得战争的胜利，吃相太过难看，手段也不是什么样的都是可以用的，有些手段用了以后，即便成功了，也不会有人说做得好，而只会让人更加的提防和看不起，以至于最终逃到魏国，人家也不收留。
仁义与利益必须要一个为体，一个为用。百里奚所做的就是仁义为体，利益为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仁义出发，而带给国家和臣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能够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和拥护。商鞅所做的是以利益为体，一切皆从利益出发，这本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落脚点却有问题，全都落到了自己的利益上去了，而没有落实到仁义上。利益是收归自己，而仁义是分给他人。不断地去损人肥已而不去补偿，祸患发生的会非常快的，因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
仁义与利益的体用关系是非常灵活的，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死板的文化，只有读死书的人，而没有死板的知识。对重利者可以说仁义，把蛋糕做大，大家才更有的分。对仁义者要说利益，思想和想法总要落到现实生活中才有意义，而在这一过程中，仁义也得到了切实的执行。不变的是阴阳之道，而变化的是阴阳的运用及运转，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混到高阶圈层真的有那么难吗？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荀子曾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利益，然而去追求利益反而会得不到，这就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周易》中提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想要从草根混到高阶很难，但这不是让我们退缩的理由，我们可以不断强化自身道德修养和能力素质，藏器于身，有机会的时候自然就会脱颖而出，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到那样的程度，也许自己都不用去混什么圈子，而是圈子来找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