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嘛，其实就是衣食住行中的吃喝玩乐！”我耐心地讲解着。此时车子正碾过海南七月的林荫道。
蝉鸣如沸，窗外果农的箩筐里堆满了凝着水气的鲜荔，甜香几乎要渗进车窗来。
这满枝红霞，正是我设计这条路线时最生动的“衣”与“食”—当季荔枝，是海南此刻最慷慨的馈赠，也是最本真的风物滋味。
有人吟起“日啖荔枝三百颗”，他是否想起了这诗句背后藏着的一场命运急转？写下这快意诗句的子瞻，彼时在惠州刚筑新屋，家人团聚，他满以为能终老岭南。
谁知诏书骤降，六十二岁的诗人被抛向真正的天涯海关：儋州。
这“日啖荔枝”的欢愉，竟成了他南迁苦旅中最后一抹短暂的甜味。
看着这唾手可得的鲜红，我心头掠过马伯庸《长安的荔枝》里那位九品小吏李善德的奔波与惊惶。
为了贵妃的笑靥，他殚精竭虑，搏命般将岭南荔枝跨越万里山川送至长安。
那“一骑红尘”背后，是无数驿卒的汗水与马匹的倒毙，是帝国权力对“衣食住行”极致奢靡的索求，也反衬出普通人的“行路难”与“居不易”。
荔枝，在长安宫阙里，是扭曲的“乐”；而千年后的海南，它回归本真—成为旅人“吃喝”中最易得、最鲜活的甜蜜。
历史的荒谬与回归，有时就浓缩在一颗小小的果实里。
那时初踏儋州，东坡怀揣绝望。他曾写信给友人王敏仲：“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他已认定此地便是埋骨之所。
北宋的海南是“鬼门关”，唐人杨炎流放至此曾哀叹“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而贬谪儋州更是“仅比死刑轻一等的惩罚”。
还有更深的痛楚，那是关于生命的离歌：夫人王闰之早逝，爱妾王朝云在惠州香消玉殒，他含泪写下“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字字锥心泣血。
这流放生涯中“住”之破屋漏雨，和“行”之孤绝天涯，与今日游客下榻舒适酒店、乘坐便捷大巴，形成何其强烈的反差！
更别提饮食！—盘中多见“薰鼠烧蝙蝠”，令这位中原名士几欲作呕。
这“食”的匮乏与惊悚，恰是当年海南“行路难”的残酷写照。
然而东坡终究是东坡，困厄中依然燃着生活的热望。儿子苏过以山芋作羹，他大赞“色香味皆奇绝…人间绝无此味”；偶然尝到生蚝，竟幽默地叮嘱儿子保密:“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他在最简陋的“吃喝”中，咂摸出了“玩乐”的意趣—化苦为甘，苦中作乐，这是不是旅行精神的一种极致体现？！
儋州三年，他渐渐将苦酿成了蜜。
元符二年上元夜，几位黎族老书生邀他踏月同游。一行人穿行于城西小巷，但见汉黎杂处，屠沽纷然，市井灯火映着笑语。
归家时夜已三更，他掷杖大笑—笑那执着的韩愈钓鱼求大不得，却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
儋州没有汴京的华灯，但小巷里的烟火气，月下黎汉交融的市声，何尝不是另一种“奇绝之游”？
这平凡巷陌的“行”与“乐”，充满了真实的人间温度，远胜于长安荔枝为取悦一人而掀起的惊涛骇浪，同时也启示着我们：真正的旅行之乐，常在寻常巷陌、市井烟火之中。
更可贵的是，他将自己化作了儋州的灯烛。开馆讲学，教百姓挖井取水，采药行医…他凭一己之力硬是在瘴疠之地燃起文明薪火。
三年后北归之日，海南史上首位举人已出自他门下，百姓扶老携幼相送于途。
登舟回望，他挥笔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儋州不再是鬼门关，反成了冠绝平生的壮游。
这份“心安”所孕育的奇迹，让荒芜之地成为可“居”可“游”的故乡，远非李善德那趟为他人奔命的荔枝旅途所能企及的。
如今我站于东坡书院，钦帅泉的石栏光滑温润，院内荔枝树亭亭如盖，恰如当年亲友为他手植的那株“待归树”。
他终究未能活着回到眉山，却在绝境中悟透归处—柔奴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智慧，在他跨海而来时终于落地生根。
这是不是最深层的“旅居”之道？心安，则处处可“住”，处处是家。
团里有个孩子仰头问我：“老师，东坡的家乡到底是四川还是海南？”
我笑着摇起手中荔枝：“你看这红果皮如衣服，白玉肉入口鲜润，再想想东坡爷爷在这里的书院和踏月游，还有他教会大家的挖井、采药……他的心在这里安了家，这里就是他的一个家呀！”
孩子似懂非懂，大眼睛灼灼，四处流转，远处一茶寮:几位黎族老者悠然嚼着槟榔，围坐饮“老爸茶”。
两三块钱的粗茶可续上一整日，困了便倚椅酣睡，无人相催。待睡足轻唤一声“小弟”，便有清茶添来。
槟榔染红了他们的唇齿，也晕开了脸上的笑意。
“这就是‘吃喝玩乐’的本真模样，”我对孩子们说道，“也是我们这条路线想让大家体会的——像他们一样，慢下来，心安处，滋味长。”
当车子再度启动，人们捧着荔枝笑谈风物，我忽觉东坡的魂魄从未离去—每一颗被齿尖破开的果肉里，都藏着他以豁达酿造的蜜意。
这蜜意与《长安的荔枝》里精于算计或在权利与任务的夹缝中搏命截然不同，它源自对平凡“衣食住行”的全然接纳与热爱，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中发掘诗意与乐趣。
旅行的真谛，人生的智慧，皆在于此吧—以“心安”化天涯为故乡，在平凡的衣食住行中，酿出自己的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