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满大街放着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的时候，我已是一名熟读西方摇滚乐史的初中生，除了看不惯周遭的一切，还组了一支乐队，天天只会演奏beyond的歌。
我和邓文迪一样成长在一个五六线小城市里面，这种城市的特点是闭塞，保守，价值观单一，但同时也承上启下，小镇青年眼睛望得到改革开放大城市的世界，同时也看得到农村的落后和苦难，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往下掉，心里有巨大的出走的动力。
高二选科目，自己选了音乐，目标北影编导系。这样的目标，在小镇里闻所未闻，家人觉得是个笑话，全面反对。
这个故事没有走向传奇和励志，我和大多数小镇青年一样，选择了一般人走的路，人生走向了平庸和日常，成为了邓文迪的反面。
我是个不认可世俗成功观的人，如果说邓文迪争取她所想争取的，做到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看到的是邓文迪身上有强大的生存意志力，用一切力量摆脱自身困境的意志力。
生存就是生存本身，是不存在褒贬色彩的东西，但也是最值得去被尊重的。
成功或者不成功，却是最不重要的事。
